“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陈翰笙西南农村调查及其对西南边疆社会形态问题的考察

西南农村调查是陈翰笙农村调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中的一环,有力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之深。陈翰笙将西南边睡农村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考察了西南边疆土地制度和社会形态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比较研究云南摆夷和西康康巴社会,并将其作为“原始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样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虽然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共革命道路并不认同的学者进行论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民处于贫困化状态、土地分配集中、地主剥削农民、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之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集体化农村经济。以上研究和看法,对阐释、传播中共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为革命服务的力量。

近代史上三次学术论战综述

十月革命爆发时,国内存在着多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以罗素为代表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应选择何种主义这是摆在所有革命家面前的问题,对此,学术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三次学术论战,笔者对此进行了总结和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