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力资本振兴: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当社会物质资本达到一定量时,尽快使大量社会人力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即形成当代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国职业农民队伍,这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首先是人力资本振兴。性别、文化程度、农业技能、土地流转等因素对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形成有较大障碍。要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应从策略上综合考量。当前农民工回流农村意愿较弱、难以在短期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因此要分门别类地做好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的规划、培养和组织工作,着力培养新一代新型职业农民,落实中国职业农民形成的配套措施,以多种形式稳定中国职业农民队伍。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及制度诉求分析

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支持刚进城的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在现阶段,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对于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初探

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当下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民工的弱信息能力的涵义、特征和表现,探讨了农民工运用信息内容、信息方法和信息条件解决问题的信息能力。中国农民工的弱信息能力表现在劳动力市场、文化生活、新技术接受等不同的层面上。弱信息能力的成因可从不对称理论得到解释。文章最后提出了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的长短战略结合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

可行能力视阈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

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是他们为获得"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功能性活动的一种,是他们可行能力的一个体现。中国农民工问题,实质上是其可行能力的匮乏,而造成农民工可行能力匮乏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制度障碍、利益组织缺失、信息不对称等。因此,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应以扩展其可行能力为价值导向,重点围绕制度建设、组织培育、信息化建设来展开。

中国农民工研究三十年——从个人的探索谈起

文章基于个人研究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产生与发展,研究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分布与分类研究;二是钟摆理论;三是二元社区研究;四是散工研究;五是农民工与族群研究;六是农民工转型研究;七是城市新移民研究。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农民工研究又面临新的重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民工研究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之需。

中国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实际上是要造就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意义非常重大，目前存在着培训投入不足、规模较小、质量不够、时间没保障、妇女农民工职业发展培训薄弱等问题，但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日益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未来10年中国将动员各种资源，开发多种途径．对农民工进行有效培训。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中国农民工,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工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甚至出现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解决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已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中国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实际上是要造就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意义非常重大,目前存在着培训投入不足、规模较小、质量不够、时间没保障、妇女农民工职业发展培训薄弱等问题,但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日益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未来10年中国将动员各种资源、开发多种途径、对农民工进行有效培训。

中国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及对策分析

当前正值全国热议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民工荒之际,研究中国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农民工特指来自农村、文化素质不高、技能较低、在城市从事简单体力性工种工作的特殊人群。对于这类人群的工资,国家在2008年以前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工资监测制度,因此无法直接获取有关数据以完成本课题研究。在此,我们暂将国家统计部门能够提供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视为农民工工资来展开研究,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以得到有关带规律性的结论。

日本放送协会(NHK)中国农民工题材纪录片研究

本文以2004年—2018年24部日本放送协会(NHK)中国农民工题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借助框架理论分析工具,在量化梳理与统计的基础上,指出了日本放送协会(NHK)中国农民工题材纪录片的题材分类、对象选择与内容叙述方面的基本特征,并归纳出日本放送协会(NHK)纪录片对中国农民工报道的贫困、悲情、对比三大框架类型,分析了相关报道深层的内在成因。

中国农民工志愿组织及其服务创新

中国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群体,近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组建志愿团队成为新的趋势,其服务类型包括农民工的生活融入服务、职业发展服务、学习休闲服务、权益保护服务、子女成长服务、社会参与服务。课题组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视角,通过对农民工志愿组织及其服务的典型案例的呈现,认为国家应该关注和重视农民工志愿者及其组织的贡献,为其发展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超越“流动”与建构“迁移”——贵州卫视《中国农民工》栏目的传播语境分析

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栏目是国内唯一一档以农民工为对象的电视访谈节目。该栏目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问题时已经内化为"惯习"的叙事方式,不再把"流动"作为农民工的叙事中心,而是顺应了农民工的叙事语境从"流动"向"迁移"的转型。但与此同时,它对"迁移"进行理解和叙述的时候却发生了问题,某些节目的话题结构和叙述方式恰好收缩了"迁移"的社会内容,而将一些并不能准确反映农民迁移的个人和话题放大,与此同时,那些能够真正体现迁移内涵的主题却没有充分加以呈现。

马恩农民问题理论视阈下的中国农民工问题

马恩农民问题理论没有过时,今天,中国的农民工与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时期的农民同样受到小农意识影响,经历着工业化大潮的洗礼,面临着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在处理农民工问题时,必须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认清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三农"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坚决保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巩固工农联盟,实时促进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

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的讨论——在《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跃进等人撰著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一书获得学界好评。在有关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该书具有选题上的时代性、研究思路的创造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是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最好研究成果。《中国“农民工”界定的理论创新》一文指出，该书有情境性与语用性统一、客观性和科学性兼具、全面性与综合性统合、矛盾性与动态性辩证统一等四个方面的创新。牟君发认为，该书回答了时代对农民工的准确定位、政法工作对农民工问题的准确定位和政府部门对农民工管理的准确定位等问题。《中国农民问题解读之解读》一文认为，该书选题重大而意义深远，而且篇章结构宏大，内容详细，研究方法恰当，语言朴实，通畅流利。

新时代中国农民工电影研究——基于主体性的农民工形象分析

农民工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的现代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新时代以来,以农民工社会主体性身份的变化为参照,农民工电影题材中农民工形象经历了被建构的他者、自我意识觉醒、后现代主义下的自我建构三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工在主体性认同中的自我沉淀,也意味着现代性之于人们的解构。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本文基于一个工人的口述和笔者在深圳和东莞的田野调查资料,集中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愤怒以及集体行动,并试图把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野,将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通常归属于认同政治的主题与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等阶级分析的传统主题结合起来,以凸显认同政治研究在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价值。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当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和消除时,我们看到认同政治不仅不会遮掩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因为在农民工那里所引发的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

中国农民工研究“半世纪”:基于个人的调查与经验

周大鸣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也是我国规模性农民工群体刚开始兴起的重要时期。一直以来,周大鸣持续关注着中国农民工在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国内主要涉及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与转型、"散工"、城市少数民族、城市新移民、农民工与城市化等;国外主要关注海外农民工的研究。当前,农村大批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是主流,进城农民工分布全国各地区和各个行业,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仍然跟农民工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农民工汇款六大特点

一.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最高。在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例如,印度西北部的12个村庄,外出农民工汇款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0.1%至39%不等。平均为6.5%,其他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几内亚,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均如此。而根据笔者2000年11月在北京的调查数据,只有24.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