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在中国前史

论述科学学在中国体制化前的有关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提出对中国科学发展途径看法的代表人物以及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等对科学的组织推动作用,概括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后对科学论的研究。

吕振羽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关于史前期的神话传说是否具有史料价值,是摆在现代中国史家面前的共同难题。吕振羽提出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进行比较,把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加以互证,实现两个契合,并以此为方法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这样的神话传说就具有史料价值。他的这一方法论主张发徐炳昶、孙作云神话传说研究理论之先声,得到吴泽、翦伯赞等的继承和发展,在学术史上有首创之功。吕振羽为突破实验主义方法的局限,在郭沫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处理神话传说方面寻找出突破口,是中国学者在史料学上的创新。吕振羽开启的这一方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中国历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开拓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面临理论和方法建设、中国文明起源探讨、中国古史体系构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蚩尤“作乱”与炎黄东进——中国史前史中一个误识的辨正

在我国的古史传说时代,蚩尤曾是与炎帝和黄帝共时的著名人氏。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远远低于炎、黄二帝,概而言之,是贬抑多于臧褒。例如:《尚书·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大戴礼记·用兵》云:“蚩尤,庶人之贪者也……昏欲而无厌者也。”汉代著名的史家司马迁也指责“蚩尤最为暴”,“与其大夫作乱百姓”。更有甚者,《汉书·古今人物表》干脆将蚩尤划入了“下下愚人”之列。类似的谪辞,也每每见诸汉以后的一些古文献中,兹不一一赘举。要之,在有关史前史的记载中,蚩尤往往被定性为贪利忘义,戮民无道的“作乱”之辈。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当代中国考古界泰斗。生朴1909年10月4日,河北省高阳县人。1934年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34年至1949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整理编写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奠定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自1949年起至今,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至1982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独到的系统研究。并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1986年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其主要论著汇集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论史前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进程——以西辽河地区为中心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已存在着环壕和非环壕聚落之分,这种情况表明,燕北辽西地区早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初步的社会分层现象。到了距今 5000 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一带的聚落形态发展出现了中心聚落,与此相适应,本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也开始步入古国发展阶段。

考古信息集锦

《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陈胜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来的一套“分层一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立学高风世馨香——再读《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吕振羽老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以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在三十年代初以其精通的马克思主义,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史料,尤其是保存在文献中的神话传说,进行了整体性的系统分析,于1934年发表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而使中国史前史从神话传说中解脱出来,为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论史前东北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特征及其历史分期

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前期,是西辽河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这一时期,本区的社会发展进程与中原等地大体同步。细石器传统和之字纹平底筒形罐是本区最基本的土著文化特征。红山文化中、晚期,是本区的铜石并用时期。较早地出现于红山文化社会中的崇龙、尚玉、郊天、祭社和宗庙崇祖的古礼传统,既是后世三代礼制文明产生的直接根系之一,同时也是后起的北方民族崇龙习尚和萨满祭天礼俗的直接思想文化来源。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本区进入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与夏、商之际中原地区国家发展进程大体同步的早期方国,但由于当时中原地区文化中心地位的奠定和这里远离传世文献史料记事的中心范围,故其历史便由于史载阙如而长期淹没无闻。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辽河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失去了当初文明中心区域之一的重要地位而逐渐地沦为文化边缘地带。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四

《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书稿的完成 ,为苏秉琦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创造了条件。他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作为研究史前史的一把“金钥匙” ,以实现他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的 ,着重解决中国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 ,提出了“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 ,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还针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高涨而史前史研究低落的现状 ,解释“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 ,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在酝酿考古研究所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期间,徐苹芳同志就史前史的有关问题来征询我的意见,一共提了十个问题,总起来说,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这样一个大问题。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虽大都企求在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但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尚未形成中国史前史的科学体系。

尧舜“禅让”与对偶婚的演变

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尧舜“禅让”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它关系到与继嗣习惯相适应的婚姻制度及其他有关社会问题。“禅让”的本义也只有放在原始婚姻制度的发展中加以仔细推敲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古代文献表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尚处于“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号》)的母系社会,《史记·五帝本纪》却据传说谱列出自黄帝到颛琐以至尧舜禹以下的世次。若是母系发达的时期,子女只属子母亲,父亲没有抚养的义务并无权给子女命名,父子(女)间处于漫不经心的状态,人们并不注意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生父,更不会有如此清晰的口碑材料流传下来。太史公又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考古”百议

经过几代考古学者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在百年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人是本土连续演化而来;中国是世界粟作与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夏商周三代创立大一统的王朝文明;秦汉开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总之,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遗址保护展示水平提升路径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黄河流域是中国史前文化诞生、发展、演变的重要区域之一,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形成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黄河流域分布着不计其数的史前文化遗存。不断加强对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遗址遗迹的研究保护,提升其展示利用水平将对中华文明探源、中国史前史构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具有重要意义。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五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安特生与丁文江的早期中外考古合作及其影响——读《中国之前的中国》

马思中(Magnus Fiskesjo)博士[瑞典]和陈星灿博士合著《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China before China)由瑞典东方古物博物馆出版发行。本文对该书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重现了当年安特生和丁文江等早期科学家在中国史前田野考古合作的历史,以及评价他们对中国早期考古学发展的贡献。作者强调了当前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的意义,特别是涉及了对中国文物海外收藏政策的制定。

不再渺茫无稽的远古时代——《中国通史·远古时代》读后

《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以下简称《远古时代》的作者,是对中国史前考古学“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的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三位先生。笔者于去年和今年两次通读全书,最近翻检笔记,产生了把自己散乱的想法强为梳理的冲动。记一管之所窥,以就正于该书的著者及读者。

第二个“怪圈”——苏秉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应用论述的新思考

苏秉琦指出,除了"大一统"怪圈,还有另一个怪圈同样束缚着中国史前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就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结果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也只能‘对号入座’,把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教条,再添加些考古资料便交差了事。"

“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吕振羽的治学之要

吕振羽的史学研究,始终饱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淋漓的创新元气。其求真、求实和求精的治学态度,值得后来者珍视;其勤奋治学、勇于开拓的精神,更为后人治学提供了诸多启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中,吕振羽素以耕耘领域广阔而著闻于世。自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以不到20年的时间,他就在中国史前史、社会史、通史,及经济史、政治思想史、民族史等专门领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一系列颇具开创性与影响力的著述。其勤奋治学、勇于开拓的精神,更为后人治学提供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