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对近代早期传教士中国助手群体及其编译出版活动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埠前的30多年时间里,伴随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一批中国文士以助手身份及独特工作活跃于广州、澳门地区及南洋地区。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地域特征、传教士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需求及中国文士的谋生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他们协助传教士编纂双语词典等汉语学习书籍,与其合作翻译《圣经》等基督教文献,合力编译出版西学中文期刊及著述,在双方共同演绎的近代早期跨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教士的身边人,他们明显受到基督教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有的还比较深入,但保守儒家理念的特征同样明显。他们作为下层文士的身份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与文化素养,与传教士雇佣合作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因,在双方合作编译出版活动中的角色作为,徘徊于儒耶之间的文化思想倾向,无不具有后来大规模涌现的“秉笔华士”群体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他们是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

晚清传教士中国助手的身份认同问题——以王韬、管嗣复、蒋敦复为中心

本文意在揭示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中,中国文人作为文学的动能,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以王韬为主轴,本文讨论了管小异、蒋敦复和王韬三位传教士助手,在1850—1860年间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管小异助裨治文译《大美联邦志略》,但却毅然拒绝助译《圣经》。蒋敦复助慕维廉译《大英国志》,但又暗自增删成另一版本,借之以攻驳西方政制及其背后的基督教。王韬则采取调适的策略,希求汇通儒耶。王韬在助译汉语基督教文献时,渗入了许多儒教的元素。三位作者认同的复杂性也影响了基督教文学的写作和解读。

“中国图书分类助手软件”的研制和应用

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4版分类条目及参见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简要评估了分类的难易度 ;对研制“中国图书分类助手软件”的思路、系统设计。

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

哈佛大学藏有一批美部会的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作者考古式地从各种档案中,挖掘出大量稀见材料,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写作过程及其复杂性作了细致的研究,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助手的举足轻重作用。这些助手,虽无作者之名,但在写作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甚于有作者之名的传教士。本文所论,不仅使人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性质有所改观,而且引人重探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合作的汉语基督教文献。

容三德与马礼逊在华事业之关系

中国助手是中国基督宗教史上从未缺席的角色:他们或为传教士的中文教师,或为传教士从事著译的代笔,或为传教士著译润色词句。就此而言,容三德则不仅仅是马礼逊的中国助手。伦敦期间他担任马礼逊的中文启蒙教师,在马礼逊来华后,为其处理很多在华事务,包括为其合法居留担保、介绍中文教师、购买中文图书及印刷材料、代雇并偷运印刷工匠等,几乎成为马礼逊涉及华人的义务代理人,对马礼逊在华传教事业襄助极大,实为研究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无法绕开的人物。

儒莲及同时代法国汉学家与旅法华人交往考

由于从未来过中国,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成分。本文通过梳理儒莲及其同时代汉学家与中国人接触的零星史料,分析儒莲手稿中两份中文写本及一份笔谈文本,证明儒莲在五十余年的汉学研究生涯中,周围曾先后出现过多个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中国人,目前至少可确认其中部分人曾为儒莲提供过协助,而另一些人曾为其他汉学家充当过助手,可能对儒莲也有过帮助。有鉴于此,儒莲独力完成其所有汉学研究的观点似有理由受到质疑,而中国助手在儒莲及其他19世纪法国汉学家工作中曾发挥的作用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