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供给主体视角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分不同的供给主体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数量上总体偏低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供给结构上不同地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供给偏好。另一方面,行政村面积、实际居住在本社区总人口、行政区内企业个数、人均农业用地面积、村主任户籍是否在本社区以及本社区是否有宗族组织等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增加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数量、优化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结构、关注体制建设以及重视村民自组织等对策建议。

户籍放开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基于C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我国的城乡就业从原先的"三元结构"转变为"四元结构":存在着大量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户籍农民工。为了推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需要解决这部分劳动力的城市户籍。本文在对户籍制度改革多方博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库,考察了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利益与流动的影响,调研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导致了进城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阻碍了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而当这些歧视不存在时,绝大部分农民工愿意留在工作地所在的城市。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经典线性回归(OLS)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系统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升社会网络规模总体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但是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展,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正面作用逐渐下降,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结构的同质性与维系成本是该现象的主要潜在原因。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第一代和低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更大的正向影响;相比经济融入,社会网络的正面作用更多体现在对行为融入和心理融入维度的支持。因此,相关政策制定应当关注扩展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针对性和异质性,以此帮助提升其社会融入水平。

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建设研究——以江苏省缦阳村和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新篁社区为例

本文以2014年夏季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为研究背景,重点关注了江苏省高邮市汤庄镇缦阳村和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新篁社区两个采样点的社会保障建设情况,并以此作为样本探究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发展状况。笔者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分析了两地实际的社会保障覆盖情况,梳理了目前两地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行的解决对策,并反思了该现象背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扩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桎梏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互联网普及促进了农村经济转型吗?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评价互联网普及的经济转型效应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集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和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数据,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经验分析了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能够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具体表现为提高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户非农参与以及增加农户非农收入。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使用其他微观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均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高硬化路面占比、存在非农业经济的村庄以及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城市,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增强信息能力、拓展社会资本和降低风险厌恶程度三种渠道来促进农村经济转型。

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民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不仅直接性地显著提高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而且农地确权也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提高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目前尚未形成农地确权通过增加抵押贷款机会而增加农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政府未来应通过宣传增强农民对支农惠农政策的信任感,提高农民职业选择的自主性,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教育与迁移:农村户籍人口的升学与跨县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差异及地区差异的扩大,从农村到城镇以及跨县市的迁移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对2014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村户籍人口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学会降低农村户籍人口跨县市迁移的可能性,而家庭无法支持其继续升学者往往选择跨县市迁移。在教育机会增加的背景下,"80后"农业户籍人口如果能在初中毕业后继续升学,尤其是就读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技校,跨县市迁移的可能性会更低。因此,让农村户籍人口获得更多教育机会,对我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都有重要意义。

城市体验对城市居民长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以及城市人才引进政策背景下,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研究了14个新一线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工作体验以及长居意愿,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城市主观体验对城市居民长居意愿的影响路径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城市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对城市居民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生活体验能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影响其长居意愿,分区域来看影响效应差异性显著。为了实现地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城市政府和企业应采取对应措施积极改善居民的城市生活和工作体验,推进城市居民与城市的融合,增进城市居民的长居意愿。

子女随迁对进城务工人员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子女随迁正逐渐取代“留守”成为农村进城务工家庭的新选择,对其家庭消费结构产生了相应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子女随迁会显著降低发展型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而显著提高生存型消费和教育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其主要是由于子女进城后用于子女生活改善和教育费用的开支增加,同时子女迁移后与户籍所在地原生家庭联系的密切程度逐步减弱也引发了这一变化。

非正规就业的教育收益率异质性分析

以往对非正规就业者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通常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代理变量,比较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从学历、教育类型以及收入水平角度对两类就业进行细分和对比。本文采用中山大学2012年中国动态劳动力微观数据,定义了劳动者的学历水平、教育类型以及收入水平,改变了以往研究中教育收益率线性相等的假设,重新评估了收益率的异质性。

职业差异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大型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职业差异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最低,国家党政机关、房地产与金融等行业劳动者的健康水平遥遥领先:从年龄来看,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无论在健康显著性还是在健康水平上都存在不小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有下降趋势。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信贷排斥的城乡差异——来自2629个家庭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信贷排斥的城乡差异。研究表明相对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家庭更容易受到信贷排斥；家庭人口数量的上升可以降低城镇家庭受到信贷排斥的概率，却使农村家庭更容易遭受信贷排斥；但随着劳动力比率的提高，农户受到信贷排斥的抑制可以获得缓解。对于缺少抵押财产的农户，房屋是其能否顺利获得贷款的关键因素。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镇家庭，如果其已经受到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排斥，那么其同样很难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贷款。

我国29省在职员工职业倦怠与主观幸福感及健康状况的关系

目的探讨我国在职员工的职业倦怠对主观幸福感及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采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我国29省18-64岁在职员工7289人的职业倦怠与主观幸福感及健康的关系。职业倦怠采用职业倦怠普适量表（MBI．GS）中的部分条目进行调查；主观幸福感测评包括生活幸福感和生活状态满意度两个维度；健康状况采用自评身体健康状况问题评估。结果主观幸福感低、自评健康状况差的个体分别占30．5％、4．7％。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衰竭（2个条目）、成就感降低、玩世不恭是主观幸福感低的危险因素（OR=I．07、1．11、1．10、1．06，P〈0．001），情绪衰竭（2个条目）是自评健康差的危险因素（OR=I．10、1．07，P〈0．001），而成就感降低、玩世不恭对自评健康影响不明显（P〉0．05）。结论情绪衰竭是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降低我国在职员工的职业倦怠水平可能是提高主观幸福感、改善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的影响——基于产权激励的视角

已有研究缺乏从产权激励的角度,剖析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的传导机制。为了进一步明确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的影响,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文章采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13 750名受访者的数据,分别使用Logistic、Probit、OLS以及T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农业投资在农地确权颁证情景下对农地抛荒的产权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农地确权颁证存在明显的产权激励效应,能够显著减少农地抛荒现象,而农业投资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在推进农地确权颁证后续工作时,应重视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的正向作用,出台相对应的农业投资政策,激励农户对抛荒地进行复耕或者流转。

城市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认知主体异质性的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顶点对应的市区常住人口规模约为350万,且最优城市规模随服务业的发展而增大。研究显示,中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农村户籍居民的“倒U型”拐点更大,反映了不同认知主体的内化标准以及居住成本存在差异。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幸福感的最优规模,应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供给,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为重点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并深化土地、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大城市住房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行为

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匹配数据,论文探讨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创业概率,通过采用多种方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讨论创业活动的内部异质性,估计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在工资性工作、“自雇型”创业与“雇主型”创业,以及在工资性工作、“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之间的多元选择问题,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只对选择“自雇型”和“生存型”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不影响选择“雇主型”和“机会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