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中国化文论的建构——蔡仪《文学概论》的历史意义考察

虽然从当下的文学理论高度去审视《文学概论》,它的诸多失误和缺陷是无法掩饰的,但毫无疑问,《文学概论》代表了新中国前30年文学理论建设的最高水平。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典范式,它在取镜西方加以超越的基础上,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演绎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化文论体系。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现实主义的话语歧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段问题史

20世纪前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生长过程中,因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影响而成为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显学。因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者的认知分歧,现实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方向变异:一条走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另一条走向了苏联的政治化现实主义论。理论资源的来源影响并制约着理论本土化的性质与方向。脱离文学活动自身的特质,以政治强行规定文艺活动的性质,属于理论上的"强制阐释"。

理论旅行、文化杂糅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是文学的横向发展。文学横向发展的观念与后殖民理论的旅行杂糅观念异曲同工。旅行杂糅理论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阐释文化身份建构的维度。身份建构不仅仅依靠自身传统的承递,还有他者的参照。通过理论旅行,外来文论话语与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相结合,外来文论逐步内在化于中国独特的言说方式之中,最终实现外来文论的中国化。但是各民族文化飘移杂糅的最终结果不仅不会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而且还会继续陷入中国文化失语的陷阱。旅行杂糅理论给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外来文化的飘移和杂交,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积极尝试——论周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贡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诸多的理论家、作家、革命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周扬是其中独特的一位。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实践,涉及到文艺的阶级性与自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的人性与人民性等重要问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扬这一时期的理论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核心的问题展开,奠定了此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知识与伦理视域下李大钊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李大钊的人格伦理追求对其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知识与伦理关系成为李大钊吸纳多元文化的基点和维度。李大钊从现代性知识出发,在将伦理作为其落脚点的双重叙事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在伦理层面上吸纳了启蒙现代性等多元文化养分,进而建构了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这对发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现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在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中,如何"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成为中国学者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中国学者在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应该选择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的尴尬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以互识、互证、互补、互利为基础,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以西方文论为叶,从而成功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为重构中国文论体系提供可能。

李大钊的“道义”和“妙手”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

李大钊的文艺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历史起点,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艺观点,是李大钊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尝试性实践,对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通过开题论证

2006年4月14日，我校王一川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的开题论证会在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该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切合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理解和消化的实际情况，落脚点在于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生长、发展的历史进程，目的明确，思路清晰，构想合理，内容丰富、紧凑，

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

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十几年时间里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平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主要也是由身处文学社团之中的理论家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论生产方式及文学观念通过社团传播这一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理论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采取论战性的姿态与论争性的理论形态,许多文章文风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社团传播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及理论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如何返回母语?——从“失语症”争论看中国现代文论的失落与重建

90年代以来，有学者陆续在文学、文论领域发出了本土焦虑的声音，如季羡林“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论、①黄维梁“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论和对诺贝尔文学的深切遗憾、②孙津的“中国没有理论”说，③等等。1995年，曹顺庆使用“失语症”一词来表述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的生存状态，“失语”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④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文论的强烈关注。⑤十余年来，“失语”论影响着文论界、美学界的许多论域，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西方文论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重视和审理。在这十年中，由“失语”论所引发的学术议题，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异质性研究”、“汉语批评”、“跨文明研究”、“西方文论中国化”等等，都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极大关注，论争中也涌现出许多精彩见解，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迄今仅有支宇先生一人的文章综论过论争中的各种观点，⑥而且已是2001年的“旧文”；仅有陶东风先生一人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⑦显示了从“失语”论者自身论调的发展历程对“失语症”进行讨论的视角，对“失语”论调之演变情况有所触及，可惜所引用文献的发表时间未有晚于2001年者。这促使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思考。

康德还是歌德?——从宗白华的不同选择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路径差异

从个人学术思想的构成方式、人生观和美学观念来看,宗白华明显亲近歌德而疏远康德,这种选择不仅仅是由宗白华个人的喜好决定的,而且是由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国文化以观物取象为基础的序秩理数思维与西方文化中数理逻辑思维之间的差异,导致康德的典型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接受困难,而歌德的人文体验式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学者对歌德的思想采用了兼容式接受路径,而对康德的思想采用了互补式接受路径。选择哪种接受路径取决于中国文论自身建设的需要,这种需要包括体现中国性、建构完整的话语体系以及能够解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现象。为了建构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无论是歌德式的文论还是康德式的文论,都应该通过不同的路径被接纳进中国文论中。

对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反思

通过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归纳与总结,分析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不可能、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语境缺失、中国文学理论脱离现实生活的致命缺陷的各自原因,认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应着眼和专注于我国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现实。

文论失语症述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处于套用西方文论话语评论分析当下文学现象的尴尬境地。学者曹顺庆先生率先提出"文论失语症"的观点,并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重写中国文学概论的解决方案,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诠释学的视域融合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至少带来三个问题：究竟何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何以可能？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有三种形态：消极的中国化、必然的中国化、积极的中国化。我们主张和肯定的中国化并不是消极的“走样”，也不是必然的“格义”或“同化”，而是积极的“融合”，即伽达默尔诠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但这是本体论诠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它有四个要点：坚持作品或文本的自立性，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认为“作品的存在方式就是表现”，视域融合造成了“存在的扩充”。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是一种“存在的扩充”。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必然经历译介、应用、构建三个阶段。译介是一个不可越过的必经阶段。应用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最终完成。我们还没有达到构建阶段，但不妨将它设为一个必然会达到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人本视域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从革命化阶段转向人本化阶段，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逻辑完整性与实践创新性，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这得益于全社会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共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就是以人为本，反对物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创造出以人为本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满足人民大众的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以阳翰笙的两篇文章为切入点

“左联”时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关键时期,具有许多重要理论建树。以阳翰笙为例,他通过《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和《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两篇文章参与1930年和1932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涉及艺术家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大众文艺的艺术性及其判断标准、民间文艺形式的利用与群众文艺活动的组织、对旧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工农作家的培养、文学语言的大众化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命题,表现出卓越的理论眼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百年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文艺共同体理论探索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纪念之年。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党、党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使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道路,充分显示了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卓越能力。百年来,党始终引领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独立自主的发展,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发展并非通向单一真理的直线进程,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存在多种可能性选择时,始终体现了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恰切、融汇。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思想共同体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后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在不同时期,文艺共同体结合中国国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论。党的组织领导与文艺共同体的理性认同和探索的结合,推进了百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

传统文学观念在20世纪前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中的作用

20世纪前期,传统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文化背景,介入了对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选择、解释甚至改造的过程。"革命文学"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理论家的观点受到普遍质疑,而鲁迅等人的观点却能够被较多人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前者关于文学本质的一元论的主张,在对待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新旧现实主义关系等问题上直线式的思维,过于绝对化的结论,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与文学观念距离太远,而后者相对辩证折中的观点则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与价值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通信中表达的现实主义观点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认可,除了与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导师的身份有关外,还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有相通之处有关。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前者关注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后者则关注创作主体的表达是否真诚。这种差异,决定了"原汁原味"的现实主义文论,在被中国的理论家们接受与阐释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异"。这种变异的一个最直接的理论成果,就是产生了胡风的以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左联”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三条路径

“左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展开了不自觉的探索,其探索路径主要有三条:文艺追随革命、兼顾艺术和现实、政治引领文艺。前期左联主张“文艺追随革命”,最终将文艺消融于革命之中,让文艺失去自身的特色;鲁迅等人则“兼顾艺术和现实”,这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微妙平衡,难以把握;瞿秋白则开启“政治引领文艺”的新路径,将文艺方向纳入政治目的,同时注重文艺自身的特性,但“政治引领”决定了政治和文艺之间的平衡取决于前者对后者的姿态。“政治引领文艺”后来被延续下去,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