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之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论新话语

“四个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人类命运、人民诉求、时代使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科学回答与现实观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论新话语的高度彰显,有着丰富的话语意涵。“四个之问”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它不仅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新时代新征程实践要求的积极回应。“四个之问”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典范,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遵循。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认同、抉择与运用——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认识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成就了他的人生,奠定了其历史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李达抱着矢志不渝的救国理想,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李达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积极参与建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面对权威敢于坚持真理。同时,李达大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指导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等方面,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积极贡献,其中包括充实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探索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认识,对新时代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为了科学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纵观党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源于对时代主题的正确把握和对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以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为出发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围绕认识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题展开的,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

党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就是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初心使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的内在指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有机结合的精神内涵。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不仅表征出人民至上、民族本位及理论创新的价值意蕴与思想特质,并通过基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革命话语”得以科学阐释。初心使命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根本遵循,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并成为通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认识李大钊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整体概念提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境界认识表现在六个方面: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近代国情;最早在中国系统宣传阐释马克思学说;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同转型中的中国学术相结合。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尝试在实践探索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既体现在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也体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把握“活的灵魂”,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调查研究。

互嵌与交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生发展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与行动路径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功引领。其发展史是“理论飞跃”的历史,更是“实践创新”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了以整体文明、叠加发展为底色的新现代性,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病的反驳与超越,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助力。

延安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以中国国情及革命实践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赢得和培养青年的过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并培养出一大批能够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入剖析中国具体实际并指导革命实践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极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追寻、现实考量与未来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创新是新时代新征程不可推卸的庄严历史责任。从历史追寻维度看,“两个根本两个行”的判断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深刻改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解决了中国的时代问题;从现实考量维度看,“两个结合一个运用”的规律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将中华文明中的优秀基因激活,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和独特实践丰富并滋养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展现其科学性、真理性和世界意义的真实写照;从未来遵循维度看,“六个必须坚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验与智慧的集中体现,是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蕴深远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党建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和研究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拓新与理论积淀,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理论界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和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关于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尚在起步与破题阶段,理论研究呈现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尝试从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主题主线、精髓要义、结构逻辑和构建要求等六个维度,研究和阐释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学理意蕴,并提出整体性的构建思路与体系框架,全面提高这一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学理性,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取得长足进展,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断取得新成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多有学者提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却缺少将两者作整体性考察,探析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理路。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是相融通、相契合、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过程,两者的内在机理具有一致性。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融贯的辩证互动,所产出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问题域的历史性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种视角

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创新,关键在于以问题导向作为综合创新之源,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问题域的历史性集合。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围绕“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这一问题历史地发生与展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势,提出了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开辟现代化新道路,以此实现自由解放的历史性问题,这就开拓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问题域。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味着立足于具体历史情势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不断把握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毛泽东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卓越典范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做出了卓越典范: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课题;三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和学理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刻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典范作用,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百年创新及其基本经验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在这一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活学活用等基本经验。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贯通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展开,源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和实践拓新。“两个结合”开启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新空间,既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路径,也科学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科学方法论,以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及时求解时代新课题,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新格局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辩证法审视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时代课题。因此,全面、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渊源、实践基础与价值蕴含,便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之间的逻辑关联与整体性质,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内在机理及其现实根基,从规律性与能动性的角度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规律及其重大意义,是运用历史辩证法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命题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代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