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发展悖论”的中国公共行政组织再审视——一个“理性——政治”的分析框架

在批判官僚制以及超越官僚制的探索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官僚制理想类型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差异。"中国发展悖论"的存在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公共行政组织的特征和运行逻辑。在"工具理性—政治协调"的二维分析框架中,中国公共行政组织当前处于低度工具理性和高度政治领导阶段。政治对行政的领导一方面消弭了行政组织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存在改进空间。工具理性与政治领导的共融构成中国公共行政组织的发展之维,有选择、有层次地吸取"官僚制"的积极要素来提升工具理性的同时,需要推动政治领导行政组织的法制化和政治领导方式的多元化。

动态一致、制度耦合与中国金融发展悖论——对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麦金农之谜”的解释

中国金融发展悖论特指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存在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之间的背离。依据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宏观传导机制基本存在,但是微观传导机制不存在。为了解释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本文提出了制度演进与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与制度耦合"假说,并依此展开了演绎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均衡。

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两波”发展模式的研究

本文借鉴最新文献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1952—2010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认为:宏观国家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面上并不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文章最后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干部制”

国家的行政能力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不同国际评估机构对中国有关腐败和政府质量评估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中国却仍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公众福祉进步,这种现象即为"中国式悖论"。究其原因在于:相比西方传统中以韦伯式官僚体制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而言,"干部制"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在公共行政中所起到的作用常被学者所忽略。不同于韦伯式官僚体制备受规则制度的桎梏,干部制则能够集中精力去执行具体的政策方针。所以,中国的干部组织避免了韦伯式官僚的授权问题,能够更为有效地执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