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以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发表为肇端,晚清中国学界开始了对西方国际法学说的探讨和中西古今国际格局的比较研究。在儒家文化的和基督教普遍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丁韪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了中国古代亦存在万国公法的观点。由此掀起了晚清知识精英团体以春秋守经之学重新阐释公法体系,及从公法的视野重新蠡测本土智识资源的热潮。而东邻日本则在既有的公法之学的启迪下, 将“International law”重新解释为“国际法”,并回流中国。从日本传入的“国际法”概念、体系进入中国人的语用实践之后,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在对近代法律理解加深的基础上,系统地从国际法概念、国际法体系、国际法规则等具体的内容入手,理性地考察中国古代国际法学。其理论的合理性成分体现为传统学术的“文化自觉”。现代性因素的锲入在新的视域有效地扩展了东方国际法谱系。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