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并立:中国古代哲学史展开期之脉络

先秦哲学家赋予天人之辨以哲学意涵,使其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奠基期的哲学家时刻关注乱世的出路,探讨天人之辨时就不能不把重点放在人上。到汉代,中国再次统一,中国哲学基本问题也随之发生第一次变化,把重点从人转到了天。天乃是“大一统”的象征。汉代秦而立,中国哲学告别奠基期,进入展开期。所谓展开,意思是说全幅展开中国哲学的内容,儒家、佛教、道家和道教悉数出场,三教相互辩难,相互借鉴,共同展开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

用东西方“两只眼睛”进行思想探源的学者——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文英同志

一部流动的历史,一股亘古不息的西北风。风雨和黄土地的结合便孕育了他的生命。他叫刘文英,陕西人,是兰州大学哲学系教授。49岁,中等身材,红润的无脸庞,着一件朴素的中山装。头上根根寸发已是白黑相夹,显示着作学问的艰辛。他是一位以从发生学的角度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思想探源著称的学者。 一。

冯契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想路径与内涵拓展

一、以“逻辑发展”阐明中国古代哲学史“智慧说”是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那就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特别重视辩证逻辑。这种对辩证逻辑的重视,对于冯契来说,不只是通过课堂和书本获得的,更是通过投身革命斗争的实践感悟和体会到的。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他谈到了《论持久战》对他及一代投身抗战的革命青年的深刻影响。

正确认识“天人合一”观:天人一体;天人感应;天人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的“天人合一”观 ,内容是丰富的 ,但各家的观点又不尽相同 :天人一体 ;天人感应 ;天人和谐……。我们必须正确认识 ,科学分析 ,除去糟粕 ,吸取精华 ,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

求索生命之美——高宣扬心路历程自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中的这一绝代佳句,饱蘸着爱国诗人的生命浓情和志士献身的果决意志,始终激励着中国历代文人在"求道"途中,不畏艰难、锲而不舍地探索人生和世界真理。自我开蒙以来,在中西文化与思想的熏陶中,历经半个多世纪有意识地认识世界和探究生命真理的学术生涯,我日益深刻地体会到,在中西哲学家和文人志士的生命历程中。

从“体”到“本体”:理学话语系统的形成

体与用、本体与工夫不仅代表着宋明理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理学家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从历史角度看,它们又具有先后继起并相互生成的特色。在中国思想史中,"体"最早是作为指谓肢体、状貌的名词出现的,以后又由人之自觉运用而成为动词,以指谓对某种性质的分有性,当然也代表着这种性质的普遍性;但当此动词再次名词化后,"体"就不断地凸显主体的涵义,并以主体作为其存在的基础。佛教传入后,由于对人生世界整体性把握的需要,所以"体"也就成为拟对象化的"本然之体";与之相应,原本作为"体"之属性的"用",也就成为"体"之存在表现的现象了。但如果立基于"体"之主体动用的涵义,则"用"既可作为拟对象化的现象来运用,同时也有专门指谓主体性能的"工夫"一义。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儒、玄、佛相融合的理论表现。

薛瑄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

薛瑄是我国明代前期朱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在理气关系问题上他对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气”的概念有过一个演变的过程。自宋以后,理、气关系问题实际被看作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论二程对张载《西铭》的接受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体系的完备和周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并不多见。他在讲学期间,于书房东西二牖各铭一文,东一则曰《砭愚》,西一则曰《订顽》,后经程颐提议,更名为《东铭》和《西铭》。此“二铭”被置于张载著作《正蒙》的末篇《乾称》的首尾,成为此篇的一部分。

言天而不尊天,谈命而不认命——也谈孔子的“天命观”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可靠的主要资料。孔子的语录中,曾多次涉及到“天”,“命”,“天命”等词语。对此,应如何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能否提到哲学观的高度给予判定?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且有时随政治气候的波动而波动。《中国古代哲学史》88年版,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中哲史》)一书,从哲学观的高度给予丁概括和判定,认为孔子思想深处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孔子是“尊天”的,和殷周以来的尊天思想无甚差别;孔子思想深处的“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支配,毕生致力于挽救奴隶制的危亡碰壁,

能力是理性认识向实践转化的中介

学术界对理性认识向实践转化的中介(中间环节)有许多灼见.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中间环节可以叫“智性认识”,更多的同志认为中间环节是“实践观念”.如果说,理性认识向实践转化有许多中间环节的话,那么实践观念作为中间环节之一,我是同意的.但是实践观念毕竟是属于主观范畴之内的.因为无论是计划、方案、政策、决策,都没有离开理性认识的领域.假使要找出理性认识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

【引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2016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原文节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原文释义】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知和行不可以分开看作两样事情。

回忆向张岱年先生请益的二三事

1982年夏天我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不久就来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编辑部工作,直到1986年底调回老家开封,在这里计有4年多时间。这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一直把《中州学刊》视为自己的“娘家”,对她充满无比的亲切之感,怀有无限的思恋之情,在这里留下了我青春岁月的脚印,有着许多难以忘却的日子值得回忆。我觉着在这里的四年比我在复旦读书的四年收获更大,学到的东西更多,不少学术界的泰斗,过去只能读他们的书,而在《中州学刊》因为工作的关系能够直接与他们对话,向他们请教,向他们约稿。其中对中国哲学史界的著名学者拜访过的最多,比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邱汉生先生、萧萐父先生、张立文先生、葛荣晋先生等,我都到过他们府上拜谒,聆听教诲,受益匪浅。

小贩子与大学者的故事

日前,《扬子晚报》披露了胡适先生与小饼贩子交往的一段颇为动人的史料。据报载：1959年10月23日,名闻天下的大学者胡适先生收到一封陌生人来信,写信人叫袁瓞,是个在台北街头叫卖芝麻饼为生的年轻小贩子,喜欢研究政治,他斗胆写信向胡适先生请教：英国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哪个好？这样的求教信,倘以我们的眼光,自然是笑话：这位小贩子大概昏了头,竟然去研究英美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街头卖饼的地步,便只管卖饼,只管赚钱，做个小本生意，图个蝇头小利，还能有何求？况且胡适先生至高的学术地位，是你一个小贩子说交往就能交往的么？

康有为中西哲学比较观

一中国近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时代,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全面审视和追本溯源的时代。这使先秦哲学成为关注的焦点,康有为的先秦哲学研究便带有这种时代特征。所不同的是,与严复、梁启超和章炳麟等人的经历有别,身为戊戌变法主帅的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有一段相对平静的学术研究时间,这就是以万木草堂讲学和著述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对于康有为思想的形成以及终生的学术研究都至关重要。

胡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胡适(1891—1962)是我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新文化运动。1927年以后,他积极靠拢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政权的所谓道义支持者。1949年寓居美国,1958年出任台湾“中研院”院长,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胡适一生治学领域广博,成绩斐然。本篇着重综述他在中国宗教史上的研究成果。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29年收入商务万有文库时,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

情境设置与"历史同情之理解"

陈寅恪先生强调"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让学生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在认识历史时给予同情之理解是中学历史教学应该培养的历史思维方式.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刚刚接触历史学习且活泼好动,对于艰深的历史分析难以理解也不感兴趣,教师需要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历史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教科书文字和语言的讲述,这样的填鸭式教法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去提高学习成效,也无法让学生对历史演进及历史人物形成深刻的理解.笔者认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积极推进情景化教学,使学生能设身处地理解历史背景,通过他们的思维体会历史人物的抉择,真实地感受思辨推理的乐趣和认知建构的快感.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评介

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对于如何认识今天中国的边疆安全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民族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一书,它是段金生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正如马大正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这是目前学术界明确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首部较系统的学术著作＂,此书具有三个突出特点：1.作者基于＂了解之同情＂的历史认识观,建立起本书关于＂边政＂的概念。

“性无善恶论”历史过程述评

"性无善恶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性理论派别之一。本文通过对这一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有益探索,论述了它在趋于合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局限。同时,对它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也给以正确的评价。

“辩证法”涵义的历史演变

“辩证法”这个词源出于希腊语dialtgo,含义是论说术——论辩和证明的技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了论证和传播自己的哲学观点,推行一种口头谈话或与交谈者争辩的方法。这个方法通过问答质疑的方式,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迫使对方不得不承认错误,否定自己原来已肯定的东西,以求得一般的概念和定义。下面就是苏格拉底同欧提德谟斯的一段对话。欧:请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善行? 苏:盗窃、欺骗、卖人当奴隶,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欧:是恶行。苏: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欧: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没有说敌人。苏: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

西汉四大辞赋家

扬雄(或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者市)人。他从小好学,并好沉思。他不追求名利富贵。他喜爱屈原和司马相如的作品,常常在家展卷欣赏之余,模仿其风格写作。杨雄在四十多岁时,才从四川到京城,他那手漂亮的相如体词赋立即为京师文士所称誉。汉武帝于是召见扬雄,扬雄作《甘泉》、《河东》、《羽猎》、《长扬》四赋歌颂汉王室,放授为郎官,给事黄门。扬雄在晚年时感到词赋于世无益,转而潜心著述,仿《论语》而著《法言》,仿《易经》而著《六玄》,主张人的认识应摹拟自然。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而,他批判老庄的“绝仁弃义”的观点,而重视儒家的学说,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有其学术地位的。扬雄的著作收于《扬子云集》及清代严可均所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中,共四卷。扬雄享年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