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之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中,但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限度,国际关系理论在应用于分析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时必须谨慎使用。有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不适合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有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也不适合作为部分理论的案例。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判断上述适用性的前提,是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做完整而系统的分析。以处于"分裂格局"中的行为体关系为例,对这种适用性进行分析认为,尽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未必适合对中国的研究,但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过滤方法,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将其作为分析工具,这可能是未来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

中国古代国家“警察”三辨——与“公安学”教材中对中国古代国家警察有关观点的商榷

警察,是国家打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以巩固国家政权的一种武装性的特殊的国家公共权力。军队和警察由于职能对象的性质不同,它们不可能合二为一成所谓"军警不分"。中国古代国家执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警察职能机构与职官设置是独立的专门机构与人员。不要混淆中国古代国家的行政监督执法与刑事执法。警察职能不是"警政合一",而是"政刑不分"。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评介

沈长云、张渭莲新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作者宏观的史学视野和深厚的史学功底。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因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深入梳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特点,摸清底数,对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反思问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上)

中国古代国家具有管理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究竟有哪些呢?概括地说,有以下诸项: 一、确定和推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策略和措施,制定并监督执行与发展社会经济有关的管理规章及法律规范。 中国古代国家所确定和推行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政策;2、抑制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3、“官山海”、官营工商业政策;4、重视对外贸易的政策;5、平籴、平准政策;6、荒政,即救荒政策;7、重农抑商政策及在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恤商”政策。上述诸项政策在内容上多有交错,又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内涵。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又制定有许多与经济有关的管理规章和法律制度,而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严密、完备,甚至有的在今天看来也不免有令人折服之处。以商业、市场管理为例。中国古代,从战国到隋唐,都按照周朝“王制”(礼法)所规范的内容,

中国古代国家的萌芽、演进及形成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多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入手,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但在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方面,着墨似少。本文试图循此,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萌芽、演进及其形成,作个初步的探讨。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下)

四、协调社会各集团相互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必须由国家来调节经济利益关系的客观必要性,本人已有另文从富国安民、巩固统治的角度进行过分析。晚清的包世臣目睹百政俱弊、民多病疾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害的共同原因在于“好人之中饱”;要改变国病民贫的状况,就要“收奸人之利”。当然,类似的主张历代皆见。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把调节利益关系作为国家和最高统治者进行管理的内容。 调节利益关系,“收奸人之利”,主要落实在抑制兼并上。清代王源明确提出这是“王政之本”,它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根基能否稳固。所以,抑制兼并,被列为封建国家的重要国策。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

"治理"是上世纪末才被提出的新的政治概念,它不同于一直以来的"统治",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政治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通过古代治理体系演变的探微,从中吸取古人的智慧。

酋邦理论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研究

现代人类学者所提出的酋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中国前国家社会即夏以前的社会状况可以用酋邦理论加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同国际学术界接轨。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可以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的古代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总体论述,结合酋邦理论加以说明。

王朝、天下、政权、文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问题的若干概念

关于中国前近代的“国家形态”,“天下体系”和“王朝国家”两种学说受到关注。“天下体系”说在21世纪初日渐完善,2004年李鸿宾教授又提出“王朝国家”说,且影响日益增强。是“天下体系”?还是“王朝国家”?抑或是“文明”?对此,本刊组此笔谈,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礼学与宗教学研究的融通——邹昌林新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的学术新视野

邹昌林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以《周礼》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择取宗教学研究与礼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新视野,从文化源头上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探讨我国古代国家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体多面”: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引言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概括。比如费孝通先生就指出,皇权统治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止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而乡村社会是“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士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形成皇权与绅权的“双轨政治”。温铁军也提出,中国晚清以前的政治是“皇权不下县”.

试论分封与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起源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礼制十分重要。分封制是周代重要的礼制之一,也是三代国家成熟性的代表制度。如若追溯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起源,要追溯及氏族部落的形成分化重组和赐姓命氏制度等,这都与周代分封制之前的早期分封具有密切联系。如何把部落氏族制下众多分立的、大小强弱相悬的部落邦族,改造为周代五等爵制那样统一集中的等级制诸侯封国体制,是早期分封出现以来始终在追求的目标。对中国古代国家文明起源的探索,就包括在对早期分封的剖析观察中。所谓普遍原理及酋邦等概念,都只能作这种研究的参考。真正要解决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起源问题,还必须到中国古代所传下、与所谓封建、分封等相关的概念或文献记载中去钩稽考索,才能取得切实的答案。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当代汉学发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誉为“束京文献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是反映日本战国秦汉史研究成果的一部着名论文集。由于全书存在主题和体例斟酌不够充分、结构设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读通守屋氏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循其学术脉络，淡化结构框架。守屋氏学术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观把握大局基础上的忠实还原细节，特别是有助于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体过程如何产生、如何变化的那些细节。全书的核心是《南人与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关于中国民俗、家族宗族、国家结构的基本观点；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文献学派传人的深厚功底，在对资料的处理和对中日学界研究成果的评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现代日本史学家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战后,日本史学家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他们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论著。下面根据现有资料对此作一简要介绍。关于中国古代史下限的探讨这个问题,一直是日本史学工作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等人认为。

论中国古代历次改革的异同及其规律

从战国到清末,中国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内曾发生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变法”,即古人对变更法制的简称,现在一般都将这种运动称为改革。当代学术界极其重视古代的变法或改革。然而在大量的研究中,多是对各次改革作单独的和分别的分析和介绍。我们在这项研究中,把古代的改革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并对各次改革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发现历次改革的产生,既有其当时的具体原因,又有着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既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又有着相同的原则。

现代著作权理念视阈中的古代著作机构

中国封建时代,从汉魏至唐宋、元明清,国家逐步建立了著作机构,名称不断演变,功能和职掌变化不大。它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出版管理机构,又是图书编纂、搜访、校勘机构。国家著作机构的长期存在,和清末《大清著作权律》制定颁行之际借用古代的著作概念,不无关联。

五帝时代国家起源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探析(一)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于黄帝时代,经千余年的演进建立了夏王朝,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若干万年原始社会的结束,数千年阶级社会的开始。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夏以前千余年间的国家雏形的草创阶段,据文献记载,当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当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此后,历史进入'万诸侯'的邦国时代,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唐尧。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它的内涵与理论体系发源于先秦的道、儒、法、墨等诸家,经汉唐佛教元素的摄入、发展,最终成熟于宋。“治世”既有想象与现实结合的“三代之治”,同时也有可资效法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它既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治理,同时又与经济、文化、思想、外交等诸多方面相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