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社会史的研究是由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着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史料与视角:2015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15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成绩显著,亮点纷呈,尤其是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等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特点。为了更好地展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情况,笔者拟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时代顺序,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以期勾勒出2015年度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和趋势。一、先秦秦汉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先秦秦汉社会史研究在史料运用方面特色鲜明。其中。

传承与创新:2016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中国社会史学会《社会史研究通讯》第20期所载林旭鸣整理《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索引》显示,该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约1600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口述史以及会议与研究综述·书评等七大类。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就该年度的主要成绩与亮点所在发表看法,并希望能够以此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综合来看,2016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因应当今学术潮流的新成果有所涌现。如以"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三生"视野观察,关注生命与健康的医疗社会史、注重民生的生活史以及重视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著作面世。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更加重视人群的跨国流动、经贸关系与社会变化、文化涵化与社会融合等。在整体社会认识追求下,面向宏观的具体研究层出不缺,在具体问题探讨中,尽量将事物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中考察,已经成为共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不断引发学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的思考,有关的社会史研究持续不断。中国社会史研究尝试打开新视野,开拓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既有的"老问题"在"观念转化"下也显示出新貌,特别是在新资料不断出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的环境下得以深化。

以人为本:2017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嘉乐的整理,2017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多达千余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以及口述史等类别。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旨在梳理和探讨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到底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呈现何种研究走势,同时对现有研究展开追问,以给出未来研究开展方向的建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年份。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显学而备受推崇,无论是古代社会史研究抑或近代社会史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与其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则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但是它已经萌发出勃然的生机,因为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空前剧烈、社会建设全面提速的客观需要,实践呼唤着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经验,从历史的视角对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律性的解读。就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来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不约而同地重申了＂以人为本＂的立场,并对＂同质化＂、＂碎片化＂的研究现象作了反思,这无疑对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我们已与《河北学刊》携手策划了两组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年度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即《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深化与拓展：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本组专题讨论是此前讨论的继续,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同人有所助益。

2015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科。随着出土资料、契约文书及民间文献、口述史料的深入挖掘与广泛使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尤其是明清史研究中,社会史已突破传统史学,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集合相关文献,对2015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热点进行归纳和评述。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创之作——重读《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侯外庐师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代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我在解放前曾读过此书,但由于理论上的浅陋,对书中所言不甚了了。解放后有幸从吾师就读中国思想史,又多次读过此书,渐有领悟。特别是我专攻古史后,从此书获益良多。1986年,我决定把对此书的体会和心得写出来,祝他从事教学与科研60周年。谁料天夺其年,庆祝会未开而吾师已作古了。现在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以表纪念,并表明继承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之志,以慰吾师在天之灵!

重读侯外庐同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一)侯外庐先生已于1987年9月病逝于北京。他的自叙传《韧的追求》表明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性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历史研究上的成就。他不愧是我国有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抗战期间我幸而以赵纪彬先生的介绍,获读他的这本著作(本名《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对我的启发很大。1950年我应侯老邀聘,来到西北工作,更得朝夕相从、讨论学问的机会。他曾经嘱我和陈直先生为他校对甲金文和文献材料,他自已也动手修改文字。后来他奉调赴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另有一群同志帮助他整理这本著作和其他著作的出版。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野心家们的打击而病倒了,但仍坚持着工作。

赞助·应酬·场域:模式演进与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史研究

“赞助模式”“应酬模式”和“场域模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史研究领域先后出现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方法论模型。基于不同的概念工具,三者分别对中国古代艺术赞助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描述;对“赞助”概念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反思与突破;对艺术家主体性的社会构成逻辑进行了审视与重构,共同推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进程。

一个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体系——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述评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前辈一起,为中国史学这一最古老学科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构筑了宏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侯外庐学派。本文仅就《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评述这个学派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本理论。

社会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探讨社会系统中的一些因素(只不过一个侧重于现实社会,一个着眼于业已消逝的既往);它们都把创造历史、并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的人作为考察对象。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二者也有某些相类似的地方。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学和历史学才变得易于共生和共长。在中古以前,社会史学的命运在东方与西方是不大相同的。与古代西方求悟性、辩逻辑、明哲理的思辩式理论相比。

古代社会性质与财产形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关于古代世界是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讨论而有待解决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的表现是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所谓关于“分期”问题的分歧意见,实质上是对于古代社会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

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回顾这六十年史学领域的经历来纪念党的成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六十年的史学,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921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时期。1949年以后到现在,是又一个时期。一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八年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时期的史学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跟革命形势的发展相一致的。1921年到1927年是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这个阶段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也做了许多理论工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传播是很有贡献的。可以说,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李大钊写了不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他在1920年所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里,指出历史跟历史资料的区别:

侯外庐史学遗产及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启示

一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其一生的学术工作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史学遗产,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代表著作、理论成就、史学路径以及学术精神。一、代表著作。侯外庐一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又可以分在六个阶段中。第一段,1923—1926年,这是侯外庐在北京求学的阶段,他在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在报刊发表的一些学术、社会以及时政论文,如《哲学与人生》《理想中之妇女解放运动》《一年来的中国政治》等。

自成一家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读张静如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

正张静如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凡五卷共约180万字,2011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学术界为数不多的以《中国当代社会史》命名的专著之一,也是较早出版的多卷本著述之一,带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从学术传承、学术传统的视角看,《中国当代社会史》一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开拓之作。

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一点,我在1946年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时已曾说明。在这本回忆录中,虽然我对自己各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有所叙述,但我感到仍有必要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分成两个专题加以回顾。本文先谈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过,谈这个问题,还得从社会史大论战说起。

走向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史——《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读后

本书无论是从写作结构、内容形式、取材例证还是写作角度来看,都无愧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向读者生动灵活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底层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状况,同时又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启示和指导了我们应如何正确地对待和继承传统文化。

“庙会”界说

庙会是以祠庙为依托，在特定时间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庙会的本质属性通过一系列征象表现出来，而与其他“会”的组织相区别。这些征象是：空间的结节性；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复合性。

坚持出版好书才能团结作者保证稿源

我从事书籍编辑工作40年,其中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经过努力,争取优秀著作的出版。这对于编辑工作者是极大的慰藉。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摘桃子,往往需要跳一跳。这种跳一跳才摘到的“桃子”,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遭到权威否定而争取出版。

郭沫若与经济学

郭沫若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杰出的作家、诗人、历代学家、戏剧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不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书法等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中国古史经济史的研究和中国货币史的研究等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准备就郭沫若对经济学的贡献作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研究郭沫若的专家和广大读者。

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庐同志学术纪念会。外庐同志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外庐同志去世以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侯外庐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本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三十年代的理论成就。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讲得很含蓄,但这种说法是经过长期考虑酝酿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