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涵养大学生正能量教育举隅——以《孟子》为例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对今人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文章以孟子散文为例,挖掘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与当代大学生教育的契合点,以培养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力青年大学生处理好学习与生活、生命与道义的关系,做充满正能量、具备健康人格的新时代青年。

中国古代经典联盟思想论纲

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思想家对诸侯国之间频繁的联盟行为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中国古代经典联盟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经典联盟思想既有在有关联盟功能、联盟生成等方面与现代西方联盟理论相一致的地方,又有在联盟的目的性以及"非"联盟思想方面显示着中国文化特性和价值追求的独到认识。与现代西方联盟理论相比较,前者赋予联盟行为以极强的道德意味,并已高度内化于中国的联盟实践中;后者则更重视联盟对"均势"的影响。前者主要从抽象的道德角度论述联盟的目的和价值,后者则是用工具理性去看待联盟行为与联盟现象的;前者虽然提出"非"联盟的思想观念,但并未给出除"自强"与"中立"之外其他更具想象力的实践方案,后者虽没有实质性地论及该问题,但却在理论上给出了有可能超越联盟政治的某种实践路径。中国古代经典联盟思想最终虽未像西方联盟思想那样发展成完备的理论形态,但依然以丰富的思想性和对后世中国的深刻影响彰显了自身价值。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歌剧改编新探--来自浮士德题材歌剧的启示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歌剧改编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但这一题材歌剧目前占比小,影响力较有限,制约其歌剧审美、教育、认知与文化功能在更深广层面的彰显。西方的浮士德题材歌剧在文学名著歌剧改编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其多样化呈现与改编的成败得失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多样化歌剧改编及其戏剧立意、形象塑造、形式与风格的理论构建具有借鉴意义。借鉴西方成功经验,汲取既有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歌剧改编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中国特色,产生多样化改编效应,以期推动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歌剧改编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中的传统政治智慧研究——以引用中国古代经典为中心的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传统政治智慧,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意,丰富了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加强干部队伍思想建设,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治生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建设人民满意的廉洁政府。习近平总书记以传统政治智慧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也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公仆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的教学策略——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

本文主要是在教材选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面临的教学现状着手,逐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通过这些研究改善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教学面临的现状,为教师教学提供有效策略,使学生重视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受到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英译出版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是海外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章以书目统计方法回顾了1900年以来海外国家与中国(含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英译出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历史,通过对比分析了中外英译图书的海外传播效果和海外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译本的选录原则,研究发现,海外汉学家、翻译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的主体,海外出版发行机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应探索不同文化产品输出的最佳模式,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理念,促进多种文明交流互鉴。

论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的形式之维

"实质研究"和"形式研究"是构成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两大范畴,中国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属于"形式研究"范畴。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主体的"实质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为开展以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为个案的"形式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基础。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的选取,应以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价值核心的儒家和儒学为主导,围绕"为什么要有教育?凭什么能教育?为什么而教育?用什么来教育?怎么教育?由什么人来教育?教育什么人?"七个层面的基本教育问题,以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两个高峰为中心而展开。陈元晖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之中对于《礼记》之《学记》《大学》篇章的重新解读,为开展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提供了学术案例。以范畴话语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既是对《〈礼记〉新读》研究成果的学术继承和学理发展,更是试图在突破现有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从中国古代教育学范畴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发生学视角,重新解读和诠释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所蕴含的范畴体系和学科价值。

新媒体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何重焕新生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蕴含丰富的中华民族情感经验与美学精神,经过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选择,既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人的精神根脉.新媒体时代,纸质阅读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却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要突破纸质阅读形式,既要构建多元的阅读方式,又要注重不同阅读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

原始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介绍在《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过程中，对于古代经典文献在本课程教学中四个方面的作用：“考镜源流、语出有征”、“正本清源、纠误批谬”、“充实教学、避免空泛”、“开阔眼界、导读解惑”。

中国古典诗词对当代民族歌曲发展的价值研究

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经典诗词与当代民族歌曲关系研究,主要注重前者对于后者的宏观影响,而关于古代经典诗词给予当代民族歌曲创新发展的贡献方面,还缺少具体的内容确认及其相关阐述。鉴于此,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对当代民族歌曲创新发展的价值作用:先秦“诗三百”奠定了当代民族歌曲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存在形态和重章叠句的语言形式,以及抒情言志的主题方向;唐诗为当代民族歌曲的意境创造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和模仿的样板;宋词的通俗化形式和大众化传播效果为当代民族歌曲的通俗化大众化提供了引导和借鉴。

在领略经典中承续中华文化慧命——评“中华经典悦读丛书”

“中华经典悦读丛书”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著作的概括性介绍扩展得更为详细、具体和充分,具有条目清晰、主题鲜明,语言浅显活泼、通俗易懂,故事生动形象、图文并茂,回应现实问题、体现现实关切,立足中国、着眼海外等五大特点,是一套高质量的、系统的哲学知识普及类丛书。

并非“舶来品”: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与当代意涵

西方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它是权力分立理论在刑罚领域的体现和必然要求,随着现代人权观念的兴起,被逐渐赋予了人权保障价值。罪刑法定进入中国后,古代中国依法定罪量刑的思想为其提供了存活土壤;与此同时,我国也对西方罪刑法定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继受,其中的权力分立思想仅仅具有历史沿革的意义,而其人权保障价值由于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权保障观念,经过改造后被保留并作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根基而被昭示。因此,学界有关“罪刑法定原则从西方舶来”的论断并不成立,中国罪刑法定原则自西方移植的、被误认为“思想根基”的诸种刑罚现代性因素皆系通约性价值,是出于效率考量的比较法输入,而非基于某种内容独立的领域崇拜。这一论断同样可以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过程得到佐证:罪刑法定原则首次被规定进我国刑事法律中乃是《大清新刑律》,之后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刑法》亦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明确规定,及至1997年罪刑法定原则被确立入刑法典,其间并无断裂。基于上述认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下的内涵体系必定是符合社会主义人权保障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要求的,即以形式理性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追求形式法治为首要目的。

“读书本是情性事,何可寸功利尺量”——刘崇德教授访谈录

刘崇德教授,著名词曲学家,1942年9月生于河北霸县,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现任河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碎金词谱今译》、《燕乐新说》、《中国古代音乐经典丛书》、《元杂剧乐谱研究与辑佚》、《敝帚集》、《李白》等。其《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于1998年12月18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收录。

论中华学术经典外译的精度与深度——从《中国艺术批评史》的英译说起

2010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旨在推动中华学术“走出去”。不同于普通文本,这些著作,其专业性之强,对专业素养要求之高,显而易见。以《道德经》部分章句的翻译为例。《道德经》被译成28种语言,版本达1100余部,居外译汉籍之首。大量的翻译工作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即使最优秀的英译,如林语堂译本、理雅各译本、刘殿爵译本,它们之间也出现了不少不统一和矛盾的地方,有一些瑕疵、误读甚至是严重的讹误。最优秀的英译尚且如此,可以推想,我国文化及学术经典外语译本虽不能说谬误百出、乱象丛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误读误译不在少数。为了实现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准确、完整的对外传播,译者需具备极高的理论自觉,且对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要有相当深的了解。这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译者的人选、项目团队的构成、翻译策略的考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说,对原著阅读的精度,决定了翻译的深度和精度。

白晋的索隐派思想体系

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685年他作为"国王的数学家"之一来到中国,此后供职于康熙王朝。他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还参与了清代浩大的地图绘制工程,和欧洲著名学者莱布尼茨(Leibniz)等人频繁通信,他还是在华索隐派的创始人,撰写了《康熙皇帝传》、《古今敬天鉴》、《易经释义》等著作。迄今为止,对白晋及其索隐派思想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对白晋的索隐派思想作了整体介绍,包括该理论出发点、白晋眼中的四书五经、中国人对独一神和三一神的认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