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论诤与解蔽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出现了许多论诤,大致可分为“基础层面”与“具体层面”两个层次。其中,基础层面的论诤与“逻辑观”以及“研究方法”有关;具体层面的论诤则涵盖“中国古代逻辑”的“有无”论诤、“是非”论诤以及“分期”论诤等分殊面向,包括“中国古代逻辑”之“合法性”“形式性”“话语权”“体系性”“分期性”等具体问题的论诤。结合“广义论证”的理论与方法,辨析“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论诤之曲直,是新时期深化“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必然要求。

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实践取向及当代价值——知识论视角的证明

回应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存在的问题,需要从知识论的角度关注逻辑的文化实践。西方逻辑自产生就具有知识论的属性,但是其文化实践取向主要在于自然知识的确证。在文化整体性的视角下,汉语的应用承载着注重求同思维的文化实践偏好,可以佐证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比之西方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回应“倒退论证”的优势,解析个体运用求同思维的内在过程可以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辩护。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实践取向主要在于人文社会知识的确证,它预设世界由“我”与属人的“非我”构成,相对注重人才制度和儒家文化对“我”的规训,因此具有“后人类主义”的特征。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实践取向及价值,有可能为解决信息文化变迁带来的人文社会知识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如何对待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

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持有三个理念:一是"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二是"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统一;三是"决定论"与"互动论"的融贯。通过严谨而认真的研究,增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理论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增强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不断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推类理论与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的证成

自1990年代以来,从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渐趋流行。相较于古希腊逻辑对演绎推理的偏爱,学者们把推类视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并倾向于将其逻辑本质归于类比推理。但是,这一进路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难。事实上,"推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理本身的称呼;以"三物"论说为核心内容的推类理论是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一般性说明。相异于西方逻辑从推理的形式特征去寻找推理的担保机制,推类理论更为关注"类"、"理"对推理过程的实质性担保。正是这后一点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之所以相异于西方逻辑的关键。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孙中原教授商榷

要正确理解中、西古代逻辑(学)的同、异,必须首先弄清楚存在于人类逻辑思维中的逻辑和逻辑(学)的区别。中、西古代逻辑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孙文"中有关"悖"概念和反证法的论述是不当的,这些论述也不足以证明中、西古代逻辑之间只有共同性,没有区别性。中国走向现代化,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决不能以弘扬西方逻辑为主轴,以传承中国古代逻辑为辅助,而是要以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轴,从而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我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论冯契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

冯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对中国古代逻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论证了中国古代有逻辑;援引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证成了逻辑多元论;认为中国古代较早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而长期冷落形式逻辑;通过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提出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反思。冯契的这些理论创获与方法论自觉对于深化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确的句子观念与中国古代逻辑的有无

王路把“必然地得出”视作逻辑的内在机制或逻辑的观念,认为对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的认识是亚里士多德建立逻辑学科的关键,但他没有进一步追问亚里士多德何以能够提出这种方法来研究三段论的形式以达到对“必然地得出”的刻画与说明。明确的句子观念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古代没有研究过句子的特点、构成与类型,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因此不可能走上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的道路。就此而言,根据王路对逻辑观念的理解,中国古代无逻辑。在中国古代何以没有逻辑的问题上,相较于王路所说的古代汉语没有“是”作为系词,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中国古代逻辑的创始人公孙龙论纲

对公孙龙,以往总是在政治上把他打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哲学上的唯心论者,逻辑上是诡辩学派的首领,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不公正的。本文以为,公孙龙在政治上是为新兴封建主服务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在逻辑上则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创始人,并对此作了相应简略的论述。

略论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特点与成因

作为三大古代逻辑之一的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性一直备受争议,中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论辩。本文以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为立场,并揭示其自身发展特点,并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进行梳理,认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才是根源所在。

成中英关于墨家逻辑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

成中英早年关于墨家逻辑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有非常深入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展开,即关于明晰阐述的推理和论证的逻辑理论、关于隐含的逻辑模式和语义学和综合的联结词和范畴、关于真理和必然性和相关的哲学主题。成中英关于墨家逻辑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迄今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体会和总结研究。

《周易》开创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先河

《周易》开创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先河张本一逻辑是研究思维的科学。然而，人类为了生存，求得发展，首要的任务是认识和了解自然，洞察它的奥秘，把握其必然性，否则就不能生存；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再认识自己，探究思维发展的规律，对思维进行研究，“亦即反思”，这...

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及成因探析

世界逻辑三大源流之一的中国古代逻辑既有逻辑的共性,又有它自身的特点。它始终没有从一些具体的问题中独立出来,建立形式化的系统,形成一门独立的、充分发展的科学。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同时,汉语的象形特点、中国古代理论科学的缺乏等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

试评胡适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代一位有相当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曾从事过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曾从事过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逻辑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先秦名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本文主要是试图对这两本书涉及中国逻辑史的力而作一简要分析与一般评价。

中国古代逻辑史关于“立辞”谬误之探究

“立辞”在中国古代逻辑中相当于推理论证,其论证要素之论题被称为“辞”,论据被称为“故”,组织论证方式应遵循一定规律被称为“循理”或“知类”,这在《墨辩·大取》中就有明确论述:“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段话同时也说明“立辞”过程如不遵循一定规律就会发生谬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明故”、“不明理”或“不明类”等,也即在论据和论证方式这两个论证要素中,用以推论之“故”多是虚妄之“故”.不足为据,以及不循理而推,不察类而论等.显然,“文辞”过程如发生这些谬误。

沈有鼎对“中国古代逻辑”的认识及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争论,在中国逻辑学界由来已久。沈有鼎对学界关于“逻辑是研究‘形式的、必然的’推理的学科”“中国古代有辩论而无逻辑”“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而没有逻辑学”“中国有逻辑学是研究心态和研究方法的双重失误导致歪曲和过度诠释的结论”“中国古代逻辑没有抽象的研究推理的方式”“中国古代的推理模式缺乏形式有效性”“逻辑应当没有阶级性”等7个讨论较为集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思想或逻辑学,以及“中国古代逻辑”所属范畴和阶段等问题也有明确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先秦时期政治、语言等特点,对必然性推理与或然性推理、形式化、抽象化与求得正确推理之间的关系等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套更为严格的“有效性”标准。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三议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应把握如下三点:一是中国古代有着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逻辑思想;二是正确理解"据西释中";三是将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放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上进行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中国古代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独立性。

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说

【正】 说,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推论,具有推理和论证两方面的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人们经常把说与辩放到一起来论述,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可见,说与辩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推理和论证在西方传统逻辑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推理虽然是论证的一种手段,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求知,借用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的话讲,是为了“自悟”,着限于自身;论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悟他”。

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及特性

中国古代逻辑一直以来都受到众多逻辑学者们的关注,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这一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逻辑是一门研究推理以及推理是否正确、有效的科学,而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墨经》中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证明中国古代是存在逻辑的。但由于中国先秦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及汉语言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逻辑具有一些区别于西方逻辑的独特性质,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中国古代逻辑存在的原因。在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这一问题进行判定时必须要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证。

简论中国古代逻辑的命题——辞

【正】 命题,是逻辑学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古代逻辑作了较广泛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既有与西方传统逻辑相一致的地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应引起充分注意。中国古代逻辑中的辞相当于命题。根据许慎的解释:“辞,从(?)辛。(?)辛尤理辜(罪)也。”(《说文解字》)可见,辞的本义是有关诉讼的判辞。《周易·系辞上》说的“系辞焉,以断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