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窦娥冤》——中国古典悲剧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交融

<窦娥冤>是元杂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在西方也广受青睐.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给悲剧提出完整定义的人.他的悲剧理论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莫定了基础.本文先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窦娥冤>进行了简单的了解,然后从<窦娥冤>情节的严肃、完整、有机组成、结局及效果等方面来分析中国经典悲剧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交汇点和融合处.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以《窦娥冤》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古典悲剧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质和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机制深刻地影响着戏曲作家的创作动机,规范着他们的创作手法,从立意到构思再到艺术表现,中国古典悲剧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找到民族文化精神打下的烙印。

《窦娥冤》与中国古典悲剧特征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窦娥冤》作为一部戏曲名剧，它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的，艺术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其艺术感染力更是超越时空的，这一作品，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一些重要特征。

论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性——以《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为例

《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作为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不仅产生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中,而且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而具有较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鲜明的民族特征。在剧作中具体表现为身份低微却有崇高美德的悲剧人物、正邪两种势力在戏剧内外冲突中的较量以及大团圆式的结局。探讨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性,可为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哀而不伤 怨而不怒——从《窦娥冤》、《赵氏孤儿》看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

悲剧性的崇高 ,在西方美学思想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 ,而在中国文艺传统中不占特别重要地位。以蒙冤始复仇终的中国古典悲剧模式 ,既与中国人的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文化心态有关 ,又与几千年中形成的传统民族和心理特征有关。中国戏剧美学思想的价值是复杂的 ,一方面它是非现实的幻化 ,具有保守消极的一面 。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

聚焦《窦娥冤》,剖析中国古典悲剧在“中庸”思想的作用下所具有的“团圆之趣”和在封建枷锁的桎梏下无法摆脱的伦常观,以及它对中国民众的负影响。

从《窦娥冤》第四折谈中国古典戏曲悲剧的结局模式

在对元代现实主义戏曲大师关汉卿的著名悲剧《窦娥冤》的研究和评论中,对其第四折,即鬼魂出场,清官伸冤的描写,历来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论。肯定者认为这一折戏通过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较好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全剧的思想性;否定者则认为,这一折戏主要通过鬼魂出场,清官伸冤的描写,使全剧获得大团圆的结局,因此,实际上是削弱了全剧的思想性。这一争论直接涉及到中国古典悲剧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即“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这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拟从对《窦娥冤》这一著名悲剧第四析的分折中就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模式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

在以关汉卿《窦娥冤》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复仇剧中,基本形成了一个从复仇到团圆的特别审美模式。这与西方复仇剧中,“俄底普斯式”、“哈姆莱特式”的悲剧结局有着内涵上的重要区别。中国的传统悲剧往往打上了传统的道德伦理的烙印,传统的审美心理主张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直接促成了大团圆结局的产生。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悲剧审美模式的同时,也不容忽视其局限性。

浅析中国古典《窦娥冤》的悲剧特征

元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关汉卿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写杂剧、演杂剧，揭露黑暗现实，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窦娥冤》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传说，通过描写善良的窦娥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侮辱、冤屈，最终被昏官和恶棍诬为杀人犯而冤斩的千古奇冤，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歌颂了窦娥的善良心灵和反抗精神。作者借抨击贪官污吏危害人民的罪行，异常强烈地表现出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冤》作为一部戏曲名剧，它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的，艺术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其艺术感染力更是超越时空的，这一作品，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一些重要特征。

试论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悲剧美

音乐的悲剧美是一种最接近道德判断和实践意志的审美范畴。音乐悲剧美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抒发悲剧性的情感;二是塑造悲剧性的人物。音乐悲剧美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一种与崇高美相类似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

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必须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哲学思想层面,从那个时期人的社会理念、人生感知能力上分析,并研究自古以来的戏剧、诗歌、散文、小说中所包蕴的悲剧性,了解中国漫长历史中文人墨客的悲剧思想。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奋斗精神与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文学作品中的两个悲剧性因素。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注重对人的主观意志的描述。作品在处理忧伤情绪时,往往会刻意放大悲剧意识。但中国人往往不愿承认人生的悲剧面,对温情美满的和的生活抱有一种天真而执着的信念。对人生,他们坚守着善恶有报的伦理道德信念,所以中国人很少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对未来总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中国古典悲剧结局的再分析

关于悲剧的结局．西方历来主张以大悲结尾，讲究悲彻全篇，一悲到底的风格。与此相反．中国古典悲剧中最常见的是“大团圆”结局形式。近现代以来“大团圆”的结局遭到了胡适、鲁迅、朱光潜等的批判和抨击．认为中国文学缺乏悲剧观念．甚至以此否定中国古典悲剧的存在，同时也有人认为“大团圆”的结局具有优于其他民族悲剧艺术的独特性：浪漫奇特．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

一、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创作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娇红记》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灵，《长生殿》的“蟾宫相见”，...

论民间四大传说对中国古典悲剧意识的提升

由于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制约,中国古典悲剧精神显露出弱化的态势。而四大传说的主人公有着迥异于古典悲剧人物的内涵,展现了昂扬的悲剧精神,从而使中国悲剧意识折射出毫不逊色于西方悲剧意识的光芒。

文化渊源孕育下的奇葩——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结局的文化背景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西文化体系的差异。由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方式上的差异出发,从神话发展、审美情趣、文化个性三个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学形式背后的不同文化体系。

中国古典戏曲悲剧美学品格的蜕变——对《桃花扇》的悲剧美学的考察

王国维在谈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乐天色彩后，指出：“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世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

悲剧精神与新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

悲剧精神是一种抗争与超越精神。悲剧精神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艺术发展的动力。它将推动积淀着深厚华夏文化的中国古典戏曲不断超越自我,在新的世纪拓展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

中国古典悲剧多以大团圆结局.这里确有折衷、媚俗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悲剧的深刻内涵和感人力量.世人对此早有定论.本文着重探讨这种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特别是《窦娥冤》、《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中大团圆结局的格调美、情趣美和间情作用.本文无意从整体意义上否定上述大团圆结局的消极影响,只是认为对其利弊得失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因其消极的一面就无视其内涵的美学价值.

从《赵氏孤儿》看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特色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在悲剧人物、悲剧性格、悲剧冲突、悲剧情感、悲剧价值等方面与西方古典悲剧迥异。作者将《赵氏孤儿》与西方古典悲剧做对比．发现它所体现出的美学特色是以中和思想为基础的精神压抑的宣泄，以及对苦难现实的理想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