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天主教本土化的理论成果与相关思考

中国台湾天主教是中华民族多元宗教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天主教会内一个具有鲜明华人特点的地区天主教会。总结思考中国台湾天主教在理论方面本土化的成果,对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华人天主教界与学界、政界无疑有重要参考意义。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困境与机遇

天主教自入华以来,始终无法做到与中国民间信仰的融会贯通,也因此而无法真正融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是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所无法回避的客观困难,但二者之间文化上的互补性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只是天主教一直未能找到融入中国文化的最佳契入点。

全球化与“本土化”:台湾地区高校通识课程“去中国化”审视——以中国台湾大学为例

高校通识课程承载着特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是台湾地区当局渗透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之一。以中国台湾大学2004-2022年的通识课纲为样本,从全球化和“本土化”两大维度审视台湾地区高校通识课程“去中国化”的具体表征,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大学通识课程以全球化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以“本土化”奠基“去中国化”底色,以“他者”视角刻画矛盾的中国形象,以“全球本土化”解构中国意识。台湾地区高校通识课程,不仅在课程实践中偏离通识教育正轨,也将撕裂台湾地区青年的国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动摇台湾地区社会的中国文化根基,对两岸关系及祖国统一构成巨大阻碍。应高度警惕台湾地区当局以通识课程谋取政治利益的行径,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予以遏制,以打击台湾地区当局“柔性台独”。

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研究的进路与思考

本文从解释"本土化"概念入手,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对在华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现状,提出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考察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对理解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华的历史状况,以及进一步探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南总修院在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中的角色初探

2013年5月，河南总修院、北京辅仁大学两所近代天主教最高学府旧址同时获批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西合璧的本土化建筑风格是人选的主要原因。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

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处境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时期,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正式确立,而儒学知识界也从总体上批判、否定天主教,由此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促使在华天主教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路。天主教本土化三个基本特征:传教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与仪式的民间性。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这种本土化深刻地影响了天主教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在深植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染上民间化色彩。

从冲突到融合:天主教在越南的本土化过程

天主教在传入越南的初期是与其传统文化相冲突的,但是后来却显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并在信仰和礼仪层面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越南天主教。天主教与越南传统文化融合是与天主教在全球的广泛传播、越南宗教文化的包容性、宗教界人士的积极推动分不开的。这种融合现象充分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

当今中国社会天主教的本土化研究——以兰州堂区为例

天主教自元朝传入中国以来，在华的传播已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其本土化的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兰州堂区在21世纪前后两个阶段本土化的特点明显，从兰州堂区日常的祈祷诵经入手，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天主教目前第四阶段的本土化表现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结构亲和适应的特点；同时，中国天主教目前第四阶段的本土化也显示出世俗与神圣相联系的特点，而这是与中国当前社会生活背景相联系的。

马相伯及其天主教本土化理论——从结合体到和合体的转变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自幼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良好教育,这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结合在马相伯一人身上。这两种文化之间无疑是具有张力的,而马相伯的一生便是这种张力的充分映照。如何消除这种张力,如何从异质对立的结合体转变为相成相济的和合体,这也便是天主教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

20世纪80年代“本土化”思潮的骤然兴起与持续发酵,成为中国台湾社会撕裂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政治诉求的催化促使蕴含狭隘“台湾意识”的“台独史观”开始滋生并不断蔓延。原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寻根”热潮中被发掘出的、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烙印的“反抗精神”,在“本土论”者的历史叙事中开始发生转变,斗争的对象从日本殖民统治者演变成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史及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史成为“本土论”者汲取经验反国民党“威权”与建构中国台湾“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中国台湾“解严”前后,“本土论”者又妄图“创造”所谓“台湾新文化”,以突显“台湾主体性”,“二二八事件”被解读成中国“殖民”中国台湾的历史悲剧。中国台湾历史文化沦为“本土论”者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台独史观”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扩散。

略论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对其信仰的本土化诠释

明末天主教入华初期,宣教方法具体落实为以儒释耶这一诠释策略。此种策略可以创造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需求求同存异,甚至迎合的亲和氛围。以儒释耶在得失上,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可以带来外来宗教和本土文化间的亲和相处,也可能导致外来宗教某些重要教义之真面目的半遮半掩,甚或隐而不彰。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反思明清之际“以儒释耶”之得失,或许更能引人深思。

清代福建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土化

天主教在福建的历史是一部外来文化与福建当地固有文化冲突与互渗的历史 ,它的传播与发展 ,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它与福建社会生活的融合是多元化、多样性的 ,既有与高层次的儒学为主体的雅文化的结合 ,也有与低层次的祭祖拜神及至迷信、封建会社、民俗民情的结合。清代天主教与福建社会生活的融合是有局限的 ,它采取的措施仅仅是外表的本地化 。

19世纪美国的天主教移民及其本土化研究

19世纪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社会,其中以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的数量最大,绝大多数是天主教教徒。当时美国的新教徒占据绝对的主流,他们对代表欧洲旧势力的天主教持抵抗态度,加之移民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一时期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举步维艰。19世纪的美国天主教是在克服外来的反天主教势力和解决内部冲突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天主教与云南社会相适应的本土化研究——以大理教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成为政府与宗教团体及信教群众共同努力的方向。以天主教大理教区为个案,作为外来宗教如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以及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各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内容,使教会在本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民族化本土化的特征。

浅析山西潞安教区天主教传教人员的本土化

潞安教区天主教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历程之后,在潞安地区取得了传教的成功,但这与教会自身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关系甚大。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教会的本土化:传教人员的本土化和国籍教区的出现以及主教的本土化。从而在教会发展的进程中,更加速了当地人员对教会的认识,增进了教会的发展。

彝支阿细村落中天主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

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传教文化的背景下,天主教在云南东南部的彝支阿细村落中已走过了一个世纪。在相对单一的民族聚居环境中,天主教信仰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发生着频繁而深入的互动,并伴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成为村民的集体记忆,获得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滥泥箐村中的天主教信仰深深扎根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由此形成相互依赖、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从而成为天主教信仰本土化的一个真实典范。

从天主教之节日、人生礼仪透视其本土化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传教士宣教中国人接受教义的过程，而且是中国入按自己的思维模式理解其教义、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变其礼仪的过程；不仅是传教士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国的文化、思想等因素也影响、改变了传教士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是一些传教士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传教策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习俗，导致自身的思想、行为发生变化，加速了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

论天主教的本土化——以滇西北茨中村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礼为例

在滇西北茨中村,历史上频繁的民族流动与交融削弱了人们的血缘观念,促成以地缘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建立,天主教信仰在传播过程中深深地嵌入到了这种社会结构之中,其在丧葬礼的表现就是维护藏族传统礼仪结构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天主教信仰内容,有效地防止了信徒与社会其他群众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这既是藏族文化在多宗教地区绵续的方式,又是天主教在多民族地区“中国化”“本土化”的表现。

入境问俗——元、明两季天主教音乐在华本土化实践考

元、明两季,天主教两次传至我国。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教会音乐,教会活动中已有歌经奏乐的史料记载。但是在面对异域文化时,传教士并不局限于西方教会音乐的引入,同时也在积极探寻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以此维系其自身所倡导用乐的传统和迎合本土文化民俗并获得安身立命的施教环境。礼仪用乐融入了中国音乐元素,闪现出中国乐器和中文圣歌等。这种“入境问俗”的做法,就是其在华本土化实践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