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阐释与中国文学走出去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中曾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中国之中国”是华夏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交流与融合的时代,“亚洲之中国”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其他民族相互借鉴交流的时代,而“世界之中国”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范围内其他民族相互借鉴交流的时代。范围虽有不同,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质却亘古未变。中华民族之所以蔓延几千年,永葆青春活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是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

论第一部中国学术思想通史——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近代中国,内优外困,迫使有识之士奋然而起,寻找救国的道路,其学术也逐渐脱离专务词章考据的圈子,重新走向“经世致用”的道路。时至20世纪初,全国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普遍高涨,向西方学习的要求愈来愈烈,一些进步史家和学者深感旧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为了救国兴国,他们史无前例地提出了“

联系现实是我国历代史学领域的传统思想

史学联系现实是个关乎如何发挥史学作用的问题,我国历代治史者曾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地发扬我国史学领域这个优良传统是有益的。

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研究之我见

一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2000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在19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中华文化圈,成为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经磨难。

现代性转型中的“《春秋》学”悖论——以梁启超的观点为例

"现代中国",无论是"现代",还是"中国",其概念与内涵都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建构的。《春秋》,这部东周时期鲁国王室的文书档案,被视为中国最早、最成熟的史籍;它无论是在象征"中国"还是表述"历史"层面,自汉代以来就是最"正统"的典范。两千余年来,对《春秋》的理解与阐释始终伴随着"中国"("华夏")、"历史"等核心范畴的不同范式变迁而进行。"《春秋》学"内部从来矛盾不断,歧见迭出,诸如文本的作者、性质。

梁启超与新史学

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素来嗜好史学＂的梁启超发表了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一文,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其思想的穿透力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从此以后,人们谈到梁启超,就会想起新史学;谈到新史学,自然也就会想到梁启超。

年号的起源与变迁

年号,是我们阅读或讲授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随时可以遇上或说到的。在中国的长期封建时代里,有着数以百年计的年号。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纪年》中说过:'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

民族团结的理论基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复杂,长期以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常常受到分裂主义的骚扰,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各种问题,分离主义在各民族间以不同的形式抬头,在不同层次问题上强调民族间的差异成为分离主义者的口实,本文通过讨论一些可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理论,思考我国民族团结的理论进路。民族是指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或行为与其它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好与坏。

新旧更迭的开端

一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国史学已出现了嬗变的端倪。当东西方之间'道德的原则'同'发财的原则'终于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卷进空前的危机的境地时,这种嬗变的端倪便发展成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史学以其深厚的根基。

从梁启超的新史学说起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经历戊戌变法的政治挫折,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迷雾,潜心投入了学术研究。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了《新史学》。这两篇宏文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的起步。新史学痛批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仅为历代帝王的"二十四姓家谱",主张史学要面向社会、面向民众,写出真正的"民史"。梁启超为自己所主张的新史学作出定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而所谓进化,则是"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可见梁启超是以刚刚传入中国的进化论作为史学研究之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