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优良的传统,继承史学传统,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者所注重的信条。中国史学丰富博大,究竟有多少优良传统可供我们继承和宏扬?对于这个问题,历来的史家都极为重视,也做过详尽的论述,综其所述,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主张变通,2、以史为鉴,3、秉笔直书。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除上述几点之外,我认为还有许多,其中有两点。

试论中国史学传统的断裂与重建

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具有许多优良品格，但在近现代社会激变中遭受无情的甚至是无理的责难和拒斥，导致史学传统断裂。要重振中国史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融合中西史学的精髓。

中国传统艺术史学认识论探究

文章将传统艺术史学理论演进过程作为主线,旨在列举中国古典艺术史论研究中形成的较为典型的史论阐释的“关键词”,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试图厘清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理论的基本发展线索,进而运用中观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艺术史学认识论的构成要素,以体现中国传统艺术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

中国史学传统功能的现代转换

史学功能是史学生命力的根源所系,也是考察史学的根本性问题。作为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经世致用功能,“用处”的具体内涵、服务对象与表现方式却并非一成不变。通观中国史学的过往轨迹,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论,烈度最大的嬗变莫过于从传统至近现代的转折。从知识接受与价值观改造的角度考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递嬗至近现代的历程中,史学的经世功能呈现出从“资治”到救亡再至民族主义的演进脉络,隐含通识性的趋向。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后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价值

中国史学史研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科学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当作真理标准,以之重塑中国史学传统,给它化上时妆。而后现代主义把"现代"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加以相对化,让我们多少能换一种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把它从科学史学的"镜象"中移出,让它在科学史学的对照下显出"新意"与"个性",给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另类启发。作者力图给出几个例子,以引起讨论与思考。

张荫麟的新中国通史撰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性继承

新式中国通史撰著是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现代史家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撰著新中国通史,张荫麟在这方面贡献卓著。他系统阐发新通史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撰写新中国通史《中国史纲》。他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做了"实质性继承",采用长编考异法、追求文史合一、重视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弘扬以史经世精神。他在融合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撰著中国通史方面建构了新范式,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史学艺术性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历史学有科学与艺术两重性,而我们一直仅以科学范式研究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诗性史学,可以置之于艺术性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传统史学的几个重要理念都可以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尚简”观念呈现了艺术观念对史学的结构性入侵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史意”不仅是“意义”是“意味”,不是指可以陈说出来“史学理论或历史观”,而属于无法言说的默会知识;“圆神方智”这一“史体”分类也不是体例之分,而是体类之分,而且可以与“艺术科学”对译。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几个变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模式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衡评模式，可以分为政治伦理性衡评和准学术性衡评两大类。但准学术性衡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并未构成历史学家史学操作的主流。作者从政治伦理性衡评的形式、方法论等层面集中论述了传统史学的功能、作用及影射失学等问题。作者指出，传统史家从政治伦理性的单一维度来认识和解释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从社会的发展、运行和演化中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而是满足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伦理价值判断，满足于对历史现象的褒贬惩劝，这类衡评应归入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中，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一衡评模式体现了儒教伦理纲常和当朝现实政治的需要。

中国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试析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两个层面，即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伦理上的道德教训。文章集中对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进行了剖析，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了这种功能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背景、历代君臣对文学教化功能的认识以及传统史学实现其道德里训和收化功能的途径。作者指出，尽管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被神化，但它并未形成一种在道德上制约极权者的威摄力或约束力，而在向人民灌输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上，在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模铸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上却起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顾颉刚:现代科学观和疑古史观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论

顾颉刚从现代科学观和疑古史观视域出发,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大量评述。他既批判传统学术的非科学性,又称赞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他指责传统历史观的非科学性和非民主性,声称传统的治史观念和方法缺乏科学性;他探讨了先秦经史关系及其史学影响,分析了司马迁的史学贡献和古史辨伪得失,对清代史学和史家的成就与不足作了详尽评述。顾颉刚的贡献在于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但是其工具理性的取向是唯科学主义的。传统对历史解释的决定作用使顾颉刚的评断具有两歧性特征,并最终使他转向认同传统史学及其价值观。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从教化到通识:中国史学传统功能的现代转换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及其表现。根植于中国近代以前特殊社会土壤的传统史学,承载着特定的功能,传统史家、政治家的言论对此屡有触及。司马迁从认识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将之归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在气势恢宏的论述之外,亦不乏具体而微的阐发。相较于“居今识古”“大矣哉”局限于史籍价值层面判断的论调,中唐史家刘知幾对史学功能的概括无疑更为明确全面:“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晚年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史学

毛泽东是一位酷爱历史的领袖,晚年尤甚。他对本国历史的熟悉程度,为一般政治家所远远不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视,使得毛泽东的立身行事、思想观念乃至治国方略都显示出极为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既是他高出照搬马、列原话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之处,又是他囿于中国传统,以传统反传统的局限所在。其晚年的若干举措,特别是错误的思想与行为,大都与此有关。因此,研究晚年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毛泽东某些政治选择的文化底蕴,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晚年毛泽东。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

中国传统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怎样认识这座宝库，以至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诚然，要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阐述这个课题，应当由专门的著作来完成。

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

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状况,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礼教》中说:“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章氏遗书》卷一)时至今日,研究者亦难以越出这“五端”。礼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深入发掘礼学的内涵,突破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视野,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角度。

中国传统史学的步履

历史意识出现于何时?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于何时?本文从此出发,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产生、发展轨迹和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特点、表现形式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地分析。作者认为:在传统面前,往往是行为上继承来得容易,口头上抛弃来得容易,扬弃则来得异乎寻常的困难,而扬弃又是科学进步的唯一必由之路。为了扬弃而注目于传统、正视传统,正是作者撰写此文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