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中国命题

法社会学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强调实效性与应用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必须精准把握并紧紧围绕中国命题,才能更好服务中国法治建设,为实现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提供学术支撑.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根本命题在于夯实法治的社会基础,着力于反映中国社会的法需求和法律实施的社会条件以增强法治的适应性基础,发现并整合能产生出微观法秩序的本土性法资源以增强法治的内生性基础.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命题在于呈现法治的本土实践,即通过事实描述的方法客观清晰地展现法治建设的实际景况,进一步揭示法现象背后的法秩序、法文化和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法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拓展命题在于贡献法治的中国智慧,在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富有本土性智识的研究成果.紧扣中国命题开展法社会学田野调查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向更高水平发展,实现更具有中国味的良法善治并丰富人类法治文明中的中国话语有较大意义.

马克思资本起源理论与我国农村改革方向——韦伯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指出,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有待"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成的"地主经济"导致中国不具有产生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是韦伯中国问题的马克思解。这个马克思解,不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说明,中国现在仍然不具备产生完全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条件,这是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国乡村经济的道路,只能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行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

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国语境与中国命题

现代性的叙事文本构成了中国行政体制变迁的宏大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在此过程中,行政体制经历了一场从机构改革向行政体制综合改革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话语变迁,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战略性转型。行政体制的发展轨迹始终植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既被现代化的进程所塑造和改变,又为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中国语境之中,方能正确把握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正确定位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从而超越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境。

韦伯中国命题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东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关切性,它体现在韦伯中国命题的相关内容中。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东亚现代化的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但这些观点却并不足以完全否证韦伯命题。韦伯命题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依然是我们理解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重要路径。

韦伯“中国命题”与儒家传统文化研究——杜维明与黄宗智思想理路辨析

儒家传统的现代化问题是清末以来知识人的共同问题。基于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研究和重要影响,本文把韦伯＂中国命题＂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比较了杜维明和黄宗智在回应韦伯＂中国命题＂时所彰显的哲学与历史学＂各自相异＂的儒家传统研究进路;揭示了这些不同研究进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视域下的相同文化传播阶段、所共享的相同诠释学理论资源中的＂异中之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中国理想图景＂的建构问题为分析主线,批判了杜维明对＂西方理想图景＂的实际认同,肯定了黄宗智对＂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关注,并最终确立了据以总体评价两位学者思想理路的＂同中之异＂,从而引发了我们对儒家传统现代身份重建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命题”——传统文化与我国现代化的相关性

在现代化研究中,韦伯的"中国命题"被解读为关于现代化的话题。文章通过对该命题在现代化研究中不同境遇的梳理,提出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相关性问题,辩证地分析了二者关系,指出传统文化只有实现现代转型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并对其现代转向的具体路径进行了阐述。

“天人合一”理念与士大夫行为方式——韦伯“中国命题”再思考

韦伯"中国命题"是"韦伯命题"的反命题,所突出的是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韦伯"中国问题"的讨论中,既要切实正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因果性解释机制及理想型的解读,也不容忽视韦伯对于儒教"天人合一"理念的误读。正是这种有关韦伯"中国命题"的再思考,通过对张载的理念与行为的个案研究,使"天人合一"理念影响下的士大夫行为的内在超越面相得到揭示,并与清教徒入世禁欲的外在超越形成鲜明对比。

对韦伯“中国命题”的解读

韦伯基于西方视角提出的"中国命题"主要体现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韦伯思想的解读,要避免简单化,避免抽象化。具体地说,把作为现代化理论家的韦伯与作为文明比较论者的韦伯统一起来,在多元发展的文明史中理解现代性同文明的共同趋势,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平衡。

以“多元现代性”破解韦伯“中国命题”

为了破解掉韦伯的"中国命题",在分析此命题内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儒家学者对此命题的回应,其中反思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不足,进而提出破解此命题的建议。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根据杜维明先生提供的"多元现代性"思路,发现韦伯关于中国的问题并不合理,从而跳出了韦伯的问题框架,破解掉韦伯的"中国命题"。

韦伯中国命题新解:中国宗教之当代经济意义初探

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误读构成了韦伯中国命题解释力的硬伤,他忽略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区别以及三教合流的趋势。对于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考察表明,儒教伦理作用下的差序式思维对作为"法人"的中国家族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后者,引入传统宗教的标签代替不可分的制度性的-/分散性的-儒释道的诸多类别。对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企业家的传统宗教信仰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有着相当的影响。最后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中国"与"韦伯"的角度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与对待经典理论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反思。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有待突破的空间指向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是国内学术界近几年兴起的研究领域。范畴研究作为中国新时期文论和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呈崛起之势。范畴是命题的基础,是构成命题的基本要素,命题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所谓"命题",通常是指具有判断性的短语或短句。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来看,命题不是一个单词或并列性的复合词,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短语,在这个短语内部,已经有了相对复杂的语法关系。命题更为明确地表述了主体的思想观点,成为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标志性元素。中国美学命题研究起步虽早,但目前尚处于自在阶段。王元化、童庆炳、叶朗、汤一介等学者开始自觉提倡命题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明确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命题的学理意义,对诸多经典文学、艺术的命题进行诠解,全面、系统地推进了命题的学理性研究。其中,张晶更是把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大力倡导,并积极呼吁,中国美学研究须超越范畴研究的范式,提升命题研究的自觉意识,将现在的命题研究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本专题邀请了多位专家,分别从空间指向、本体研究、功能研究、经典化路径及文献意义解读等方面对美学命题的学术体系建构发表高论。张晶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有待突破的空间指向》梳理了当下命题研究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指明了当下命题研究的迫切性及其研究的空间和方向。吴建民、唐萌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之本体、结构与应用》从本体论的意义出发,建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理论内涵。吴建民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这里,主要是阐述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基本理论问题。李昌舒、曹务龙的《美学命题经典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甄别、筛选文学和艺术门类中能代表中国古代美学整体风貌的命题,从本体论、创作论、典型论和审美论四个层面梳理其内在的延承与延异关系,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并将其置于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中,寻找美学命题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而考察其经典化的发展路径。张庆利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文献甄别与意义阐释》指出,对当下中国古代命题资源进行整合与阐释,能更好地开展美学命题的本体研究、史学描述、个案与体系研究,文中详细论述了资源整合的路径、方法以及遵从的原则。王永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功能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功能与结构,建立命题的功能定位,并探讨了美学命题在多元应用语境下如何确定其内涵、外延,明确其对象、任务、方法、意义等前提性理论问题。总之,加强文学史理论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资源向现代转化的基本路径,在文论界和美学界,范畴研究亦随之成为有效范式。命题研究则是在范畴研究基础上的范式创新,也是当下中国美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逻辑分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逻辑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两个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必然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以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发挥实践联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季米特洛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创造了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领导方式发生了转变,由共产国际七大以前的"严格控制"转变为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的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具有了政策支持和政策依据;季米特洛夫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支部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季米特洛夫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正确方向的认同和支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组织保证。

有关中国教育命题的证伪——以应试教育和高分低能为例

中国教育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教育研究者都曾说过应试教育诸多不好。难道中国教育真的有那么差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都说中国教育所教育出来的人是高分低能的,那么到底是高分低能的人多,还是低分低能的人多呢?道一声是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主要通过对应试教育和高分低能存在的原因和合理性的阐释,已达到证伪的目的,希望能给中国教育以客观评价。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三大形态对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双方结合的过程和结果真实地表现出来,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它包括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分为许多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态。1921~1938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其产生的形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态,包括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马克思中国化在实践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新启蒙运动和延安文化运动,它们在实践形态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成果的积累,在理论形态上推动了马克思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领导的政策,直接在政策形态上推动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对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论证。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科学体系理论建构(专题讨论·下)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是国内学术界近几年兴起的研究领域。范畴研究作为中国新时期文论和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呈崛起之势。范畴是命题的基础,是构成命题的基本要素,命题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所谓“命题”,通常是指具有判断性的短语或短句。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来看,命题不是一个单词或并列性的复合词,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短语,在这个短语内部,已经有了相对复杂的语法关系。命题更为明确地表述了主体的思想观点,成为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标志性元素。中国美学命题研究起步虽早,但目前尚处于自在阶段。王元化、童庆炳、叶朗、汤一介等学者开始自觉提倡命题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明确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命题的学理意义,对诸多经典文学、艺术的命题进行诠解,全面、系统地推进了命题的学理性研究。其中,张晶更是把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大力倡导,并积极呼吁,中国美学研究须超越范畴研究的范式,提升命题研究的自觉意识,将现在的命题研究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本专题邀请了多位专家,分别从空间指向、本体研究、功能研究、经典化路径及文献意义解读等方面对美学命题的学术体系建构发表高论。张晶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有待突破的空间指向》梳理了当下命题研究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指明了当下命题研究的迫切性及其研究的空间和方向。吴建民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之本体、结构与应用》从本体论的意义出发,建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理论内涵。吴建民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这里,主要是阐述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基本理论问题。李昌舒、曹务龙的《美学命题经典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甄别、筛选文学和艺术门类中能代表中国古代美学整体风貌的命题,从本体论、创作论、典型论和审美论四个层面梳理其内在的延承与延异关系,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并将其置于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中,寻找美学命题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而考察其经典化的发展路径。张庆利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文献甄别与意义阐释》指出,对当下中国古代命题资源进行整合与阐释,能更好地开展美学命题的本体研究、史学描述、个案与体系研究,文中详细论述了资源整合的路径、方法以及遵从的原则。王永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功能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功能与结构,建立命题的功能定位,并探讨了美学命题在多元应用语境下如何确定其内涵、外延,明确其对象、任务、方法、意义等前提性理论问题。总之,加强文学史理论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资源向现代转化的基本路径,在文论界和美学界,范畴研究亦随之成为有效范式。命题研究则是在范畴研究基础上的范式创新,也是当下中国美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实践论》、《矛盾论》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关系问题探讨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要内容，“两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乃至中国建设实践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两论”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关系问题、“两论”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做的贡献方面去探讨《实践论》、《矛盾论》的重要作用。

美学命题经典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经典(Classic)意味着悠久的时间性,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筛选、淘汰,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命题,才可称之为“经典”。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很多,需要甄别选取最能反映中国古代美学特征的若干命题,对其进行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与艺术经典命题的双向考察,其中需要注意以下研究事项:(一)根植于美学范畴的文学命题:概念、方法、体例、分类及经典化路径美学命题与文学息息相关,进行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整理与研究,文学命题不可或缺。

国内外现有研究对“韦伯命题”的质疑

"韦伯命题"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论断,其中"新教伦理命题"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中国命题"则论证了儒教与资本主义发生的之间的敌对关系,韦伯由此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宗教的联系。"韦伯命题"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和讨论,产生了鳞次栉比的学术观点。本文基于对"韦伯命题"及韦伯论著的解读,浅谈国内外现有研究对"韦伯命题"的质疑。

韦伯论士与中国传统社会

对于韦伯中国命题的反思过多的集中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产生这方面,宗教担纲者作为韦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是被忽视的。本文以儒教担纲者--士作为切入点、从文化和历史两个角度出发来重现阐释韦伯有关中国的研究。从士与官僚制的关系和儒教的入世取向来看,士作为儒教的担纲者不能作为革命性的力量来破除中国社会的传统,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需要指出的是韦伯作为异文化的观察者,家族对于士的影响是其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