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及其中国式现代化意义

“生产-需要”“生产-财富”“生产-自由”是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生产-需要”不仅构成对近代以来的“需要-满足”单向度模型的批判,而且以“类生活”需要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遵循。“生产-财富”不仅将人的全面富裕从经济生活的物欲层面擢升出来,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原则提供了重要启示。“生产-自由”不仅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经济学传统”与“内在分裂说”,而且为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形上指向。重新理解三重哲学叙事逻辑建构唯物史观的不同侧重及其“三位一体”的本质内涵,既有助于从多维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也有助于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同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若干空间哲学话语分析与重建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空间重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呼唤着中国现代性空间哲学话语的自主建构。要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话语生成逻辑问题,其一,要批判性反思并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式抽象逻辑强制与“西方中心论”化空间话语;其二,要借鉴并超越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替代者的所谓“全球现代性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历史-空间哲学话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的理解;其三,借鉴大陆中心论与海洋中心论的世界地缘政治哲学对中国式现代化意义的专业化实证性研究的贡献并克服其局限性;其四,消化与吸收“本土派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研究成果并反思其空间哲学视野上的局限性。从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逻辑与中国现代化自身的空间生产逻辑辩证互动关系入手,并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实践出发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意义。

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中国哲学“直觉”论内涵辨析

笼统的“直觉”概念内涵缺乏清晰度,中国哲学的直觉概念有自己的特殊规定从而天然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在中国哲学内部具有语境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在实际话语氛围中还必然判别为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等多个意义侧面,从表现上看各侧面的直觉具有特定意趣。另外“中国哲学”是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三教的直觉内容和形式都有差异,这让“直觉”内涵更加丰富隽永。所以中国哲学“直觉论”有自身的特点,为此要做必要的澄清工作。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历程、聚焦与反思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通过文献综述研究发现,2003年至今的研究历程,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回信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等标志性事件为节点,经历了“中国特色”的酝酿、正式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加快着力构建与升华等研究阶段。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六个方面,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研究,以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体研究、建构路径、“三大体系”、评价体系、期刊功能等。现有研究也存在着可持续性议题欠缺,研究内容同质化明显,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不协调,问题意识不够突出等问题。进一步研究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研究路径;二是直面中国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三是深入具体学科深化、细化、精化对症下药;四是重视智库平台策划功能与学术期刊传播功能。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坚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魂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问题探讨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论断提出以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众多成就,但也存在研究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问题导向不够明确、“中国特色”全面形成进程缓慢等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根本行动遵循。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分别形成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魂脉”就是对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牢把握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长期面临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与工作定位,在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思潮,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哲学社会科学、以哲学社会科学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具体的谋划和部署,包括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要从广义意识形态层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守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魂脉”,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兼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是新征程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路径,也是当前实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瓶颈突围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现了夯实意识形态根基、推进体系化建构、全面凸显“中国特色”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文化建设发展规律,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其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主要从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队伍三个层面来把握;二是着重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要求树立问题导向、强调理论创新、开展调查研究;三是明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旨归,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征程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两个结合”,以问题议程四步骤为具体方法,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全面展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打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现实困境,加快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

从工程哲学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契机和思维优势

从工程哲学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含各种复杂的工程技术活动,其本身也是一项极为巨大的社会工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设计、规划、组织、实施要考虑到资源、环境、人口、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文化转型等各种相关因素和边界条件。自20世纪初开始,全球性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临界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尖锐挑战和难得契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显示出特有的思维优势:一是对事物有机联系的整体把握;二是对实践合理性的直觉体验;三是其伦理原则强调共生、和谐与“大我”。中国式现代化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临界效应”的限定条件,利用好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促进各种相关因素的和谐共生,以保证现代化进程中各项具体措施切实可行,顺利实现既定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运用,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1957年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百家争鸣”

1957年,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均是中心议题之一。两次会议前后相继,性质一致、内容相近,对遗产继承的意义、方法、内容及标准等展开“争鸣”,是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宝贵实践。从更深层次看,中国哲学遗产继承涉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背后则反映出对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突破,关于这些问题的学术“争鸣”,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实为中国学术发展和“双百”方针实施的必然。

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是展开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关联语词构成,就“中国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既要防止过度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又要防止因对普遍性的急迫追求而脱离中国实践。就“现代化”而言,其强调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既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或因循守旧,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在人的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联结。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设的前提意识之思——“哲学范式自我证成”的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设(以下简称“范式建设”)的研究,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学术研究,也是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研究。这种研究表明,范式建设研究就是哲学范式自我证成的过程,在此进程中首先要进行范式建设的前提意识之思:范式建设的理论前提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理论前提研究离不开对“实践性”与“学术性”的理论性思维的关注。范式建设的问题意识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问题意识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关切”与“真正哲学”的哲学理想的探讨。范式建设的理论根据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理论根据研究离不开对“理论实践性”与“学徒学术性”的学术反思的研究。范式建设的学术性话语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学术性话语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实践性”与“科学学术性”的理论融合的表征。

把握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体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哲学需要更加自觉地担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求我们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建构中国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开始。

中国哲学中的“心”之性能与精神——以“心无限量”为中心的考察

“心无限量”是继承儒、佛、道相关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观念,由程颐最早完整表述出来。所谓“心无限量”是指“心”之性能的无限性,主要包括“心”对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的全面主宰力、对万事万物及其奥秘的无限认识力、对天下百姓生命的深沉关怀力和对精神意识系统的自主调适力。“心无限量”的根据是“性无内外”。第一,“性”是万物所以然,“形”“理”“心”因“性”而有,“性”贯通万事万物;第二,“性”“物”为一,“性”“理”为一,“性”“心”为一;第三,“心无限量”是“性无内外”的内在逻辑使然。“心无限量”义理根据的揭示与性能多向度的呈现,似可传递给我们殊为难得的信息:“心无限量”是人生命内在力量的释放,其前提条件源自生命本身,其展开的所有向度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哲学对“心”的认知情状,亦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关怀精神,而且蕴含了中国哲学与创造这种哲学的主体民族的自信。

中国哲学话语的“精神”概念解析

“精神”是研究所有精神谱系的基础性概念,汉语语境中的“精神”语义是指与“物质”相对的人的意识。“精神”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人类精神、民族精神、地域精神、个人精神等。“精神”的主要特性之一是相互关联,按照中国哲学的话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普遍联系不仅是“精神”的特性,也是宇宙人生的重要规定。“精神”与中国哲人所说的“心”大体相同,对人生、社会等有巨大的激励功能。“精神”还具有明显的创造功能,即基于人的主体性,不断更新对对象世界的认知,不断提高对对象世界的实践能力,从而推进人类社会和自身不断进步,如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梁漱溟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创造是宇宙生命的本性,亦即人的本性。人类能创造的依据在于人有智慧、心或精神,它可以使人由“无能”变为“无所不能”,从而“转物”而不为“物转”。

以形式开显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范式及其意义

做中国哲学有两重疑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的疑难,即内容的疑难;整理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成系统的疑难,即形式的疑难。而解决后者,成为现代中国学者首要的任务。冯友兰始终关注哲学的形式系统与实质系统的统一,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思考的主要内容是辨析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其中也涉及言说的前提性、文本的意识、汉字的形式、词汇的意义、思想的清晰性等。冯友兰力求以民族形式呈现新内容,从而建设现代中国哲学,注重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形式”,并力求以此开显中国哲学的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以“形式”开显“内容”。以形式开显内容也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哲学的范式:参照西方哲学形式对中国哲学进行形式化处理依然有助于再现中国哲学的特质;站在中国古代哲学自身的角度来挖掘其在形式方面的贡献,并以此来展现中国哲学的特质;合理运用诠释学的方法,通过对文本形式的把握呈现文本的特定内容;分析“负的方法”所包含的逻辑或者形式问题,以让“负的方法”作为中国哲学的形式开显其特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不是退回到经学传统,而是要继续沿着哲学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