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论辩刍议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无视《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苛刻地以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要求论衡其得失。两人的意见分歧导源于治学方法和文化祈向的异趣。胡适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整理、重估国故，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缺少同情的了解，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得要领或基本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国学，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弘扬。总之，胡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中国哲学史大纲》半部缘由之辨正——兼论中国哲学史研究近现代转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何只有半部,众说纷纭。文章在已有的零星的解释、推测基础上,结合新旧文献,对半部之缘由作一全面疏理,辨正旧说。胡适"欠佛学造诣"之说论据不足。胡适当年改弦更张,由"哲学史"而著"思想史",更多的是学理上的考量。胡适抛弃门派之争,突破传统,独辟蹊径,兼收并蓄,以新的话语模式、新的学术精神和新的学术方法编纂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新范式的确立,所开创的新范式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给中国学术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思想史上和学术史都留下重要的印记。《中国哲学史大纲》开拓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的路线，提供了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新的“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走向与未来。

再看百家争鸣:读《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把方法问题置于哲学史的中心地位,这是胡适先生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书中充分运用了证明的方法、裁剪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和系统的方法,使人真正有史的感觉,有发展的脉络可循,哲学史才真正显示出它所具有的科学性。

我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重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计划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讲古代哲学史;中卷讲中古哲学史;下卷讲近代哲学史.但胡适仅仅写出了上卷,中下二卷来能问世。其上卷是作者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博土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加以增改扩充而成的,全书十余万字。1918年8月由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一次,但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这部著作虽然用现在的观点和学术水平来看,很是浅薄,没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多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水平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划时代的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却将其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实事求是的研究评价这部著作,对于寻求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仍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学术价值的再审视——以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比较为中心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在民国时期曾被“经典化”,新中国的历史上先是经历“冷遇”,新时期则重获“热捧”。此书之所以能备受出版界的“崇拜”,主要原因在它具有“超越《史记》”的名头,但此说并不能成立。若将此书与并不把考证诸子生卒年作为主要工作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进行比较,在先秦十位重要思想家的生卒年及行迹方面,《系年》并未取得关键性突破。钱穆“墨子生年继孔子卒年,孟子生年继墨子卒年”的独断先秦文化周期观,出现了“先秦诸子生死轮回”的吊诡之境,具有将“思想谱系”冠以“帝王世系”之嫌,严重影响了钱著划定先秦诸子系年的学术可靠性。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陈来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建设中，冯友兰的名字是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用“三史论今古”来概括他的学术贡献。①“三史”是指《中国哲学史》上下卷（１９３３）、《中国哲学简史》（１９４...

哲学史二重性格的双向透视——试比较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继二十年代胡适先生的拓荒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后的又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同册)问世了,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许多著名学者,如胡适、张荫鳞、李世繁等等,都相继发表文章进行评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其趋势本来是既定的:即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规律,满足我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所讲、所写、所思考的一切,都可以这个基本的趋势为标准衡量其价值或意义。 然而。这个既定的基本趋势又是十分不确定的、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1)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2)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及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3)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哲学研究之检讨及建议

一、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种态度 “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大学哲学系中的课程，远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前，大致说，已经不少于七十年。若就国外而论，近三十年来，显然已有许多学人在谈中国哲学问题；用外文写成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著，也在渐渐增多。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研究似乎不算没有发展。然而毕竟国内和国外的这种研究，是取甚么态度或说走甚么方向，却是值得检讨的问题。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思考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的形成与中国哲学的反思,几乎呈现同步形态。先秦通常被视为中国哲学的滥筋,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哲学的自我回溯和反省,从《庄子·天下》《苟子·非十二子》等名篇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至明清之际,在中国古典哲学即将终结之时,则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哲学史著作,对一代哲学作了系统的梳理。进入现代之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先后问世,前者被认为确立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后者则在这一方向上作了更实质的推进。从20世纪到21世纪,现代形态的诸种哲学史著作不断呈现,蔚为大观。古今的这些哲学史著作既有各自的历史印记,也为进一步反思哲学史提供了具体背景。如何在此历史前提下更好地书写中国哲学史?这是今天回溯中国哲学历史演化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

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前辈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首先,用以判断哲学之为哲学的这把尺子是取自西方的。汉语中本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人西周创造出来用以翻译“Philosophy”,晚清时经黄遵宪介绍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定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框架勾勒出来的。这一点早在1919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就明白地道出来了,他谈到写作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第二点是“形式问题”,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论冯契的世界哲学思想

本文对冯契的世界哲学思想从四个方面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一、世界哲学的涵义,认为世界哲学主要是指东西方不同民族哲学的沟通与合流。二、世界哲学的开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标志着世界哲学的开始。三、“智慧说”中的世界哲学思想,认为冯契的“智慧说”堪称是形成过程中的世界哲学的一个范例。四、如何推进世界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只要态度正确、方法得当、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哲学家的队伍,就能够使21世纪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