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教条主义理论根源的启示——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1957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有重要意义的。其中的意义之一,是"座谈会"对于教条主义理论根源的揭示,并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什么是百家争鸣的正确的理论基础?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不断被人们反思却很难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在1957年春夏之交,原来的反对教条主义很快就转变为批判修正主义?本文以"座谈会"为个案,论证了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用以反对教条主义的百家争鸣,是依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范式的,是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

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新时期破除日丹诺夫教条主义的"两军对垒"哲学史定义的思想前驱。在1957年之前,主要是通过理论学习、实际斗争和示范引路三个环节,日丹诺夫定义支配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在"座谈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高层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评、苏联哲学界对斯大林时期哲学的检讨、中国学者在遵循日丹诺夫定义中进行的反思,使得日丹诺夫定义成为质疑对象。在"座谈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如何评价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这三个问题对日丹诺夫定义提出质疑。

“百家争鸣”的一次可贵的尝试——重温1957年初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实现学术争鸣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座谈会讨论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怎样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二是怎样看待唯心主义;三是怎样继承中国的哲学遗产。座谈会的召开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会议内外许多体现学术平等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精辟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那些坚守学术争鸣之道、实现自己文化担当的学人,其精神财富已经垂范于后人。

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努力推进哲学繁荣--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集中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如何适当估价唯心主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引起了哲学界的热烈争鸣,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影响。为了纪念此次盛会,2007年1月22日至23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并主办了“纪念‘双百方针’暨‘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双百方针’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哲学研究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史研究的互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开展学术争鸣的问题与方式”,“学术规范、学术氛围与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1957年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百家争鸣”

1957年,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均是中心议题之一。两次会议前后相继,性质一致、内容相近,对遗产继承的意义、方法、内容及标准等展开“争鸣”,是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宝贵实践。从更深层次看,中国哲学遗产继承涉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背后则反映出对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突破,关于这些问题的学术“争鸣”,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实为中国学术发展和“双百”方针实施的必然。

1957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及其启示

历史维度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经过了萌芽、自觉、马克思主义化等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活跃,而1957年"北大会议"所讨论的哲学史的范围、对唯心主义的评价、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不仅对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筚路蓝缕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体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制度等实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保持着直接紧密的联系;而宗教、艺术、哲学等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和现实政治的距离最远。但当哲学后来与党性、阶级性结合在一起,哲学上的争论变成为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时,哲学争论被等同于政治斗争,使得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模糊起来。将哲学的党性原则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时遇到了种种障碍,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中国历史上很多哲学家的思想。这种困难从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中可见一斑。哲学主要是对智慧的追求,是对世界的思考,是对人类生活的总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纯粹性。政治则是实践某种思想的社会活动,指向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所以哲学有着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