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新成果——简评李维武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中国哲学”,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新问题。对此,李维武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一书中做出了深刻而有力的肯定性回答。李维武教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中国哲学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转进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转变,并已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流思潮和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那些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民族文化身份的错误论调。由此而言,李维武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新境界。

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专题讨论）——论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

李明辉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作为思想传统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则是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根据西方哲学模式建构起来的。换个角度，如果将哲学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艺术”，那么应当肯定，中国文化中有着长远而丰富的哲学传统。高瑞泉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视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内在向度，并从社会存在、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等层面，分别以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为例，观察了中国哲学如何在现代性之“动力”特性下驱动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向。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从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中国的哲学",这可以有效解决它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使其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保持主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