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发生学回答——基于哲学的三个突破的考察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需要哲学发生学的回答。西方哲学的发生,根据不同的标准,在古希腊有三个人物是关键性突破,他们分别是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泰勒斯的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性认识的开始,柏拉图则第一次将哲学用于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真正意义上哲学学科的建构者。从泰勒斯和柏拉图这两个起点来看,中国哲学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科标准似乎把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部分内容排除在哲学之外。实际上,中国哲学是有世界哲学的共性的,之所以被质疑合法性,是因为中国哲学具有重视道德实践的特性。今天,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的引导式问题,以保障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意义之探究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本身有着丰富的意蕴,探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这一问题给出特定答案,而是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究,深化对哲学、哲学观等基本哲学概念的理解层次;同时这一问题背后涉及到论述这一问题的逻辑基础,对这一逻辑基础的揭示,对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并不试图对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而是试图通过对中西哲学合法性这一问题本身的层层分析,最终阐发这一问题所蕴含的意义。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当前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理解,主要是从学科层面来理解的。但在根本上,这种危机是一种意义危机,表现为当代哲学家群体的工作及其产品,不能与民族生命和文化达成精神上的自觉联系,不能在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起基于民族生命的表达系统。因而,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就不在于论证有无“中国哲学”,而在于对民族生命当代表达的意义自觉;合法性重建的希望则在于对文化功能的有效承担上;合法性危机的克服,更需要超越对中西哲学在学科、文本和学术话语形式等方面之关系的外在关注,转换为对文本与时代、社会、民族生命之关系的内在关注。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

"合法性"的讨论,旨在完善"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与理念,而绝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耸人听闻地表述的,是旨在颠覆"中国哲学"学科。目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一方面使我们隔绝和远离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也对典籍文化的原生态造成很大破坏。

合法性还是专业性:中国哲学作为“方式”

将中国哲学预设为对象概念,即中国思想中能被"哲学"命名的对象或素材,必然引起命名资格的无尽争议,也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作为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不是对象概念,而是方式概念;它不应理解为中国思想中的哲学,而应看成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证成这一点,将表明中国哲学是否成立,无关于合法性问题。因为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并不预设中国思想中有"哲学",而是看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作为"哲学的方式"——是不是被作为现代学术的专业研究。因此,专业性而非合法性才是中国哲学的命脉所系。但长期以来,受限于中国哲学的对象概念,人们始终没有摆脱合法性问题的困扰。所以,要把观察视角从合法性转向专业性,首先要走出对象性理解的误区,揭示中国哲学作为"方式"的意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之反思

自上世纪初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以来 ,学者对西方哲学概念范式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哲学的普遍性与民族性关系等问题的反思 ,从未中断。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亦经历了一个由诠释原则的多元到一元再到多元化的转变过程。近年学界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与反思 ,表现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一种民族性和个性化的要求。借鉴传统学术注重“通”的精神 ,注意体认传统整体性的人文教养 ,强调诠释原则的多元互补性和中西哲学思想诠释的双向互动 ,使中国哲学的研究逐步走向个性化 ,这是我们能够对全球性“普遍哲学”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中国哲学:“合法性”、思维态势与类型——兼论中西哲学类型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追问,是一个关于哲学到底是什么,以及中国哲学到底是什么的“元问题”。哲学作为对形而上学或者说本体的追问,由于思维态势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对本体”与“自本体”两大类型。这两大类型决定了中西哲学各有其不同的基本特征,即西方哲学的思考方式是主客“二分”的,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是“天人合一”取向的;西方哲学借助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论证,中国哲学则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主体间性;西方哲学运用定义精确的概念语言,中国哲学则采取含义丰富的“意像语言”。未来中国哲学学术范式的创新,应当充分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质,并在融会中西不同哲学范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再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最近20多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背后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学统重建的范式困境,以及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贫困。中国传统学问中被当成哲学的一些成分(如儒学),从形态上更接近于宗教而非哲学,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像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诞生,是在传统学问体系衰退后,国人在社会现实和人生观方面急需寻找新的“指导原理”的产物,其终极指向其实是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建设,后者未必能称为哲学。因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中国古代“某学”可否称为哲学,而在于:在将古人的功夫传统、德性实践转化为概念辨析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意义之源,尚未建立令人满意的学科范式。

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法学?或者什么是政治学?这些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些学科的对象和界限很明确.但是,如果问"什么是哲学?"那么答案就不那么简单.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是一种世界观,至少是构成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能否认物理学也是一种世界观?如果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那么,它恰恰是一种最可有可无的世界观.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完全依赖于其他学科.所以,把哲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无法使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而且将使哲学丧失掉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谈起

“东学西渐”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展开和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涉及从器物层面到社会制度形成与变革直至哲学观念等各个层次。中西哲学文化的互补性及所遵循的共同发展规律说明,无论是西方哲学文化还是中国哲学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全球化时代取代、更新、补缺是正确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才是我们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当代政治理论用来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也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何以继续执政"的当然视角。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必须实现执政合法性论证模式从历史到现实的视角转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提高社会公平度,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群众性基础;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确立共同政治理念,广泛形成政治共识;推进民主化进程,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维系合法性。

从“合法性”的讨论到“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构建

假如我们从日本人远藤隆吉1900年撰写的四卷本<支那哲学史>(汉译为<中国哲学史>)算起,"中国哲学"的历史已超过100年.假如我们从谢无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1916年9月印刷)算起,"中国哲学"的历史已有将近90年.在这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外学人出版过数不清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发表过数不清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现在却突然出现一场"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讨论,且一时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假如讨论的结果是"不合法",中外学者约一个世纪的辛劳,岂不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