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须进一步摆脱三个“心结”——在《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非常荣幸参加“儒家思想之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座谈会。我首先要代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文史哲》编辑部,向《当代儒学》和《当代儒学》的编者与作者们致以同道的祝贺。这一祝贺是“实”的,不是“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上午和下午聆听各位嘉宾的发言,我再一次认识到:《当代儒学》乃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界“只述不作”的状况而创刊,她的“初心”是振作儒学的创造性研究。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范式转换之得失及未来走向

本次笔谈除刘笑敢先生外,主要采自各位作者在2009年5月3日《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上的发言,所涉及问题均为目前中国哲学界关心最迫切、讨论最热烈、思考最深入的话题,相信对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及中国哲学本身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启发。

从冯友兰与陈荣捷看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本文通过对比冯友兰和陈荣捷研究中国哲学的不同路子,凸显在二十世纪研究中国哲学的两种方法论:一种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另一种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异。冯是前一种方法的代表,而陈是后一种方法的代表。本文还讨论了这两种方法对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释中法是最典型、最正宗的方法。冯友兰运用它对公孙龙子、朱熹等人的哲学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胡适等也是运用此法的代表。不能否认这种方法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用以西释中模式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成见。在这些成见之观照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便难免隐而不现。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越接近它的中国内容就越像哲学;离它越远的中国内容,就越不像哲学;越没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像哲学。面对中国的崛起,以西释中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果要把中国的学术产品(包括哲学产品)贡献给世界,继续走以西释中之路似乎难以达到这个目标。相反,走以中评西或以中应西之路更合适。在以中评西的视野下,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方可凸显,它的吸引力方可提高。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新话语体系

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自去年成立以来,打通文、史、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期专栏我们组织了与该基地学术活动相关的七篇笔谈文章,作者都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中国社会历史素有研究的知名专家,他们围绕思想与社会如何互动这样一个主题,进行跨学科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探讨。文章涉及的问题有阴阳组合的思维结构,政治权威对宗教信仰的抑制,中国传统学术的“跨学科”本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文人心态研究的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话语体系,“世界秩序观”与“中国意识”等。这种研究视野广阔而研究思路相近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我们以为,以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为基础,提倡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或许有助于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产生。

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评析

文章在充分肯定近 2 0年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对近 2 0年中国哲学研究进行了检讨。认为 ,近 2 0年的中国哲学研究缺乏对自身前提的彻底批判 ,没有实现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 ;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维度 ,未能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哲学 ,失去了对社会价值和人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化功能 ;削弱了对现实的总体把握能力 ,未能充分发挥思想的启蒙作用 ;未能克服史、论分离的研究方式 ,某些热点问题研究缺乏真正的思想性等。 2 1世纪 ,中国哲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上)

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 ,是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相一致 ,亦即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致的 ,因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一个现代意义的学科门类 ,中国哲学及其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成型再到成熟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其间 ,既有显著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 ,也有沉痛的政治教训和理论思维教训。在新世纪中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其体系将逐渐完善 ,逐渐严谨 ,学科特点更加鲜明 ;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进一步凸显 ;中国哲学的研究将更加世界化 ,世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充分 ,在相互交流中 ,中国哲学的研究水准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历史性成就，也是宝贵的经验。为了表彰这一历史性成就，也为了继承这份宝贵的经验，本刊特别编发这几篇文章。李承贵教授的文章对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成就做了精要回顾和总结；姜迎春副教授的文章对30年来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特点进行了独特的揭示：张晓东教授的文章对伦理学中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争论的历程做了细微的描述和分析。继往开来，希望这组文章能尽绵薄之力。

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是德国汉学的内容之一，但在德国哲学界它却并不被承认。“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就是争论的问题。汉学界在作肯定答复的同时，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上。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但主要是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展开，具体包括传统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德（西）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无论在社会结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地总结、理性地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发展趋势,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十八大文献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启发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新问题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和促进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为主题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2）”。本期笔谈选登了6位著名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转向

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哲学的研究离 不开时代，哲学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本文提出了当前及一个时期中国哲学研究． 方向的四个转向，即：从物本主义研究向人本主义研究的转向，从社会哲学研究向 生态哲学研究的转向，从物质动力研究向精神动力研究的转向，从确定性研究向 不确定性研究的转向的重要问题，并分别指出了这一系列研究转向的依据及其现 实意义。

“正说”应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不时出现一些热点问题。而“研究范式”的讨论，就属于颇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前有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后又有“反向格义”问题的热议。作为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者，对以上的讨论不可能不关心。但至今为止，我所持的态度是以学习为主，多看、多听。

义理研究的推进与时代课题的关切--近年中国哲学研究述评

近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呈现出纵深多极化的走向。本文选择性地对易学研究、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与创作等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评论,并提出了几个值得中国哲学研究同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反映时代精神 探究理论基石——“改革开放4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为此,2018年3月9—11日,《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成功举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

照着说与接着说——蒙培元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

蒙培元先生是我十分尊重的学者,他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说起我与蒙培元先生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3年,那一年夏天,我先是和冯契先生到长春吉林大学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返回上海时途经北京,专程去拜访了蒙培元先生。当时我特意前往社科院的大楼,在蒙培元先生的办公室里聊了关于冯友兰哲学以及其他中国哲学方面的问题,尽管具体内容已淡忘。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有趣的时代”。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深陷难以摆脱的泥潭,问题主要在于我们对哲学研究内容的认识,即对哲学的“核心”与“边缘”的划分。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哲学院系受到冷遇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哲学在如宗教学系、历史系、东亚学系等其他院系方兴未艾,这意味着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失去了哲学家们解读文本及观点的独特哲学方法与工具,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难以健康、蓬勃地发展。同时,这种情况又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相对自由,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相对自由去做那些主流哲学界无法做的事情,即开展新的比较研究,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过去百年来西方哲学界不曾关注过的广泛领域展开研究。

新时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使命——评李承贵教授新作《生生的传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概括地说,新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是理论革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哲学研究摆脱教条化、模式化、政治化的倾向,反对以教科书式的僵化的哲学"原理"为标准来理解中国哲学,但仍具有浓厚的体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