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建构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缔约国直接申请执行的机制,可促进全球商事调解的流动性和统一化。较之诉讼和仲裁,调解在解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目前,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上面临缺乏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不足、调解协议缺乏直接执行力、虚假调解难以监督和避免等困境。对此,我国应当建立以中国商事调解法为核心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明确个人调解法律地位,促进专业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强化“一带一路”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审查机制,为“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机制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再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

2019年8月,我国作为首批缔约方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该公约是联合国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领域制定的重要规则,我国宜利用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历史契机,"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出台我国的《商事调解法》。本文从"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人民调解制度、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现状,阐明了《商事调解法》的立法必要性。公约为《商事调解法》立法提供了如下历史契机:第一,参考公约"国际性"之定义,立法可统一国际、国内调解协议执行制度;第二,考察我国司法确认制度和公约审查条款,二者内容高度一致,立法可弥合其程序差异;第三,选择做出公约保留,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案件数量风险,立法可对接公约设立安全阀;第四,立法可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商事调解队伍建设等规则。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及衔接对策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国直接执行机制,其调整的国际和解协议需同时满足调解性、国际性、商事性和书面性要求。对比我国的规定和实践,“和解”的内涵与国内认识不一致,可能引起误读;“国际性”判断标准与国内不一致,可能造成内外区别对待的问题;“商事性”范围与我国实践不一致,可能引起适用冲突。究其原因,既包括我国缺乏专业的商事调解制度;也存在缺乏个人调解制度和统一的调解员资质标准;还有“和解协议”缺乏可执行力等原因。为全面对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构建以《中国商事调解法》为核心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以规范调解员为中心的个人和机构调解并重的调解方式,确立以公共政策和第三人救济为重心的执行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