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关系发展演变述论:1924-1928

中常会和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决策系统中的两大重要机构,中常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后的常设机关,是国民党党务的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特设的一个政治机关,具体掌理政务。二者同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但是地位不同,其关系亦不断发展变化。

牡丹文化在中国国花园设计建设中的体现

牡丹是我国原产的传统名花,从古至今广为栽培和应用,尤其是与其有关的牡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介绍洛阳牡丹文化历史和中国国花园概况的基础上,全面阐述牡丹文化在中国国花园设计建设中的体现。

从中国国花园建设谈大树移植技术

随着中国国花园二期建设工程的实施,原洛阳市苗圃的绿化树木需要进行保护性的移植,尤其是做好名贵大树的移植工作,对保护好洛阳的绿化成果意义重大。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和经验,从大树移栽前的准备,移植方案、措施及栽后养护管理等方面详细论述大树移植枝术。

中国国花园园林植物配置调查研究

通过查阅中国国花园的相关资料和实地调查植物景观现状,联系植物配置和造景的理论知识,分析了国花园的植物配置手法、植物资源的重要功能,并进行了展望。

牡丹促成栽培技术在中国国花园早开园中的应用

针对往年早期来洛阳赏花游客看不到大片盛开牡丹的问题,中国国花园对大田牡丹实行科学的促成栽培(催花控花)技术,确保4月1日中国国花园牡丹多品种、多色彩、大面积开放,以达到"花随人愿"的效果。

产业数智化发展驱动中国式畜牧强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立足产业数智化发展驱动,中国式畜牧强国建设的价值意蕴,从宏观上明确产业数智化发展是增强国内稳产保供能力、提升内外部绿色循环利用水平与形塑产销对接发展业态的关键抓手。进一步厘清产业数智化发展驱动中国式畜牧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即从微观层面强调产业数智化对中国式畜牧强国建设的关键驱动力。为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驱动中国式畜牧强国建设的赋能效应,需夯实产业数智化发展基础,增强畜牧产业稳产保供能力;全面打造数智化闭环模式,提升畜牧业循环发展水平;培育新型产业经营主体,拓展现代畜牧业发展新动能;重塑网络联动新生态,借此驱动中国式畜牧强国建设。

中国与东盟国家音乐交流互动的路径和策略——以中国—东盟音乐周为例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依、文化相近、民心相通,音乐交流交融互动路径形式多样。以中国—东盟音乐周举办为例,分析其中音乐会、研讨会以及音乐比赛等活动有机融合互动的方式路径,并提出进一步交流互动交融的改进措施。

中国家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新时代意义

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生活于不同“家”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家文化”,而无数的“家文化”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国文化”。中国家国文化的内核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观,并呈现独特的形式。家国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观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一定时代的家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受制于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伴随我国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中国家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呈现新时代特有的新内涵和新价值,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新文化。新时代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国家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一个培育人的大问题,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对此,社会要提高认识,学校要积极作为,家庭要发挥关键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在“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倡议下,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竞争力指数(TC)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结果表明,从整体农产品贸易角度分析来看,中国农产品整体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仅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从分类农产品贸易来看,在动物产品和农产品制成品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植物产品和动植物油脂产品方面竞争力弱。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还处于初级阶段,提高双边贸易规模、产出产质是当下重要任务。基于此,中国应培育出绿色优势农产品,突破绿色壁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增加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加强教育培育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能力;加强政策扶持,培育更多专业化、规模化的大型农产品出口企业,发挥市场引领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研究

在“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的共建将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带来机遇与挑战的背景下,基于2010—2019年中国和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结果表明,与中亚五国相比,中国整体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较弱,仅高于土库曼斯坦,大幅低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具体分类中,无论是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动物油脂产品还是农产品制成品,均表现出较弱的比较优势。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不断优化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实施海关预约货物通关服务制度,提高货物预约通关率,满足不断变化的贸易交易需求;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合作,提高中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潜在优势研究

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I)分析方法,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进出口数据,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农产品贸易潜在优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潜在优势由强到弱依次为中吉、中哈、中乌、中塔和中土。中吉、中哈、中乌和中塔贸易联系较为紧密,贸易潜在优势大,中土贸易联系最松散,贸易潜在优势较小;与其他中亚四国相比,中吉在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和农产品制成品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哈在植物产品和农产品制成品方面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吉在四大类农产品贸易中均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塔在植物产品、动物油脂产品和动物产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土在植物产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中乌在植物产品和动物油脂产品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贸易潜在优势。

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发展观——以十七大报告为视角

改革开放是立足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到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改革开放的雄稻伟略,再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拓进取以及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务实创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

文章采用1995-2013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结构,并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就中国与中亚五国如何进一步开展合作,以便更大程度地提升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潜力提出了相关建议。

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国农产品出口中亚五国——基于三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近十几年来中国农产品对中亚五国的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三元边际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农产品对中亚五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文章利用1999-2014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中亚五国HS96版本6分位贸易数据,将农产品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价格与数量边际。结论显示:分国家看,1999-2014年中国农产品对中亚五国的出口增长中,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个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由是价格边际的增长引起,仅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增长主要是由扩展边际扩张引起,说明中国农产品对中亚五国的出口质量仍有待提升;分时期看,价格边际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扩展边际贡献度相对较少,同时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中亚市场的冲击主要通过影响价格边际实现。

中国与东盟五国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与东盟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产业内贸易为研究对象,运用产业内贸易G-L指数,实证分析了1998-2007年中国与东盟五国产业内贸易的整体水平,结构特征及趋势,进而提出了发展中国与东盟五国产业内贸易的建议。

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和出口潜力研究

本文以中国与中亚五国2000-2015年各类商品的贸易数据为基础,采用相对贸易优势指数、出口市场相似度指数和双边贸易综合互补性指数,探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各类商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中亚五国贸易影响因素和贸易潜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的各类商品基本不存在竞争,除动植物油、油脂和蜡外,其他各类商品均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与中亚五国GDP总量、中亚五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双边是否为WTO与SCO成员国等变量对中国出口起积极作用,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距离、伙伴国人口、人均GDP差值等变量则起阻碍作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贸易尚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可供开发,出口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潜力基本处于最优,出口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贸易潜力属于再造型。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交通运输合作成为促进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投资便利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在促进中哈贸易投资便利化过程中,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中哈交通运输合作意义重大。近年中哈交通运输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在不断完善和充实,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的潜力研究

农业是中亚五国的传统主导产业,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历史悠久,经济联系紧密,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现状,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环境和制约因素,提出未来农业合作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研究认为:中亚五国农业资源丰富,农业投资环境总体呈趋好态势。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资源条件、生产要素、生产结构和市场需求方面优势互补。未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贸易和重要农产品种养殖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中亚五国与中国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中国与陆上核心区域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发重要。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对影响中亚五国与中国贸易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与各国开放程度对中亚五国与中国的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距离、产业结构相似度、汇率和关税对中亚五国与中国的贸易产生负向影响;而人口因素对双方贸易影响不大。因此,中国应着力加强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双方增加开放度、降低贸易障碍,通过贸易实现互赢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