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及理论思考

学界对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早有关注,既有研究认为,在民族国家时代,全球治理需要主权国家间的协同合作,国家治理也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找到自身民族国家的利益点,维护各自的主权和利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学界需要系统深入研究和回应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及实践问题。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意蕴及其操作合理性——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与社会之治的交融。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审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党精英的大力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嬗变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经历了1978年改革开放和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节点、三个阶段,呈现出四种国家治理模式——全能主义国家治理、发展型国家治理、和谐型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从"治理权"、"治理主客体"变迁等视角可以看出新中国60多年的国家治理总体而言经历了从"统治"、"管理"到"治理"的演进轨迹。这一逻辑演进轨迹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

中国国家治理:历史进程、借鉴超越、困境回应和体系建构

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国家治理面临新的境遇,传统的治理模式全面衰弱。当代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对现代西方国家治理既有所借鉴,又要全面超越,以积极的姿态回应当下中国改革面临的困境,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传统文化融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渊源探析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它具有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中华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洗礼和传承,积淀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和经验.先秦时期儒、道、法三家的治国思想被后世广泛传播,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国实践之中,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并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对先秦时期儒、道、法三家的治国理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索其精华部分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

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路与比较

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深刻地形塑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随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权力过程的转型,基于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假说,主要有以行政发包制、"中央治官,地方治民"与帝国的治理逻辑为代表的"统治风险与有效治理"视角;以财政联邦主义、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与项目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与地方增长"视角;以锦标赛体制、行为联邦制、压力型体制为代表的"纵向博弈与横向竞争"视角。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纵向权力过程进行了解读。在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性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将"中央-地方"视角与"国家-民众"视角加以系统性整合,可以进一步构建"三元互动结构"的理论模型。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建构,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应急管理中缘何出现"信息悖论"现象?——基于中国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中国国家治理常规机制与运动式治理机制间的矛盾深刻地体现在了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的差异之中.当下的治理逻辑必然地要求日常管理采取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管理模式,对直接上级的负责制形塑了信息沿纵向逐级向上衰减的常规信息传递机制.但在应急管理机制之下,上级应对突发事件的精准决策却有赖于对真实信息的掌握,而常规机制所带来的表象性避责策略则会削弱上级的决策准确性,由此这一张力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国家治理在应急管理机制中的"信息悖论"现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及提升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政治权威、民主治理、健全法治、强化政府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要素。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执政党政治权威塑造、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强化政府公务人员责任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因此,新时代条件下.必须着力从健全领导制度体系、提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水平、妥善处理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优化政府责任治理结构、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等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法委制度:沿革、论争与走向

政法委员会作为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部门,对于保障国家治理的安全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政法委制度经历了探索发展、改革调整、快速膨胀以及转型完善等发展阶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考察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采取基于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政主义框架分析当代中国政法委时,往往易得出党政不分、影响司法独立、公信危机、人治主义等结论,从而将政法委制度视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阻力因素;而从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层面探讨中国特有的政法文化,将政法委制度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视为一套政治制度在其建立、运行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制度成本,则能够凸显政法委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为了更客观理解政法委制度未来的走向,需要开展更多实证方面的研究,关注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发挥。

政治秩序三维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根据中国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良好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大于自由、民主。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良好政治秩序夯筑于三个维度平衡基础上,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他认为,中国拥有强大政府,实现次序也正确,但在改革中需要重视法治和负责制的补位。从中国国家治理来看,促进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国家治理相统一。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脉络与分析框架的重构

通过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可知,我国传统治理是直线式权力结构,民国时期宪政体制重塑后呈现为多路并存式权力结构,如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小循环"为常规、"大循环"为应急的民众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三元主体间的互动制衡。针对我国这一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大国,在兼顾"历史—现实"与"复杂度—解释力"两个基本矛盾的平衡基础之上,建构基于"中央—地方—民众"三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解开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密码。这种分析框架可以深入解释我国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治理、多重目标与行为选择,以及底线合作与激励差异的内在核心逻辑,从而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前提、核心与路径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具有丰富而又系统的科学内涵。其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以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核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通过法制建设与法制保障治理手段与治理实效的公平公正,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国家治理

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深刻理解并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和现实路径,厘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国家治理之间正相关的基本逻辑,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数字化治理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新兴热门领域。数字化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电子政务研究,电子政务是一个相对小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政府的线上形态,包括“政府上网”,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对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等。数字化治理的范畴要大很多,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计算政治学与之密切相关。

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数字化治理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新兴热门领域。数字化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电子政务研究,电子政务是一个相对小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政府的线上形态,包括“政府上网”,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对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等。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分析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三重逻辑:由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由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由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的历史逻辑;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吸取国外治理教训的思想逻辑;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的实践逻辑。这三重逻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亮色与特色。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创新”逻辑下的中国国家治理:进程、模式及其有效性

本文主要以林尚立、周雪光、冯仕政、蔡禾等学者有关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有效性研究成果为基础,将中国国家治理理解安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进程、模式和有效性等,论证创新逻辑才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历史实践、模式和有效性的有效范式观点。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历史命题,改革开放是政治命题,创新是国家治理命题"是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