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

内外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决策的任务更加繁重,创新外交决策机制以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组织决策理论视角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信息收集、方案设计、政策选择、政策执行和反馈等阶段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缺失。而由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大数据"具有物质、技术和思维三大维度,其所蕴藏的巨大势能对决策思维和决策方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可能。未来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长,在决策的每一个阶段均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创新,以提高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展现更为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特色。

核心—外围联动:中国外交决策的新解释模式——对艾利森“决策三模式”的修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中国的外交决策也日益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艾利森的"决策三模式"作为外交决策领域的经典理论,从国家和组织两个层面解释一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与行为,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该理论只限于解释行政部门的外交决策,故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中国由执政党作为外交决策主要结构的决策过程与行为。结合中国外交决策的实践与现状,我们提出核心—外围联动模式,作为解释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与行为的替代模式。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深受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当官僚政治模式开始被引入决策研究时,鉴于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过程完全不同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这种模式与对中国的研究毫不相干,而倾向于以"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作为解释中国政策的两种主要方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更切近的观察,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率先把官僚政治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从此,官僚政治模式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主流方法,出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结构与过程》等一大批运用这种方法的论著。不过,迄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时所依据的比较政治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

中国外交思想库：定义、分类和发展演变

从思想库的概念入手,把国外思想库的概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可以把中国外交思想库定义为:以政策研究为基础、以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为主要目标、在组织机构和思想上基本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主要根据思想库所属系统的不同,中国外交思想库大体可以分为七类。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思想库经历了从初创、遭受破坏、恢复和发展及至繁荣的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