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1933)

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被作为国民外交机关引介到中国,由于学会注重对于太平洋问题的研究,因而其中国分会承载了两重身份:它既是国民外交的推行者,又是学术研究的推动者和赞助人。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分会越来越感到在国民外交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学会囿于自身定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使得中国社会舆论对其日感失望,甚至中国分会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对此类国际组织的作用产生了怀疑。而1929年后,分会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学者在分会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渐突显,在学会会议上推重积极的国民外交姿态、出身于青年会的分会领导人的地位也渐渐被主张更为稳健的学者所取代。1931年后,中国分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上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新步幅——以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中国分会经济学论文为中心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25年创立,至1950年解散。它是由政商学界上层人士主持,并由经济事务工作者、经济学者参与的国民外交、学术研究团体。作为民国时期太平洋区域存在时间长、极富影响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分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参与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前九届年会并向会议提交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学术论文。这些用英文呈现的经济学研究引入西方现代调查方法,开拓了包括中国农村经济、中国近代工业化等问题在内的新论域,并对相关领域展开系统、动态的考察,呈现了包括理论分析、现实考察、策略研究等专题在内的经济研究体系,使来自中国的经济学成果第一次大规模、系统登上国际舞台,展现了中国经济研究前沿,扩大了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新步幅。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开幕争论之研究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预定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该学会中国分会及国民政府都将会议视为联络各国国民情感、对外介绍中国真实情况及立场、推动国民外交之良机。然而,会议开幕前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首先是中国国内反对学会在华开会的风潮,后经干预而平息;其次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两国会员间关系紧张,会议又有延期甚至流会之可能。中国代表最终决定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参与对太平洋问题的探讨,在学会、中国分会及其会员、国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得以如期举行。

刘湛恩与国民外交

刘湛恩是抗战期间为国牺牲的唯一的大学校长。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上海国际友谊社等多个民间国际组织,接待了包括孟禄、泰戈尔、范朋克、莫列德等在内的诸多外国友人,更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是1920—1930年代上海国际交流领域的弄潮儿、国民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湛恩坚持留守上海,一方面继续领导沪江大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开展抗战的国际宣传,坚决拒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教育部长之职。导致刘湛恩被敌伪暗杀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在国民外交尤其是关于抗战的国际宣传方面的重要作为和重大影响。

公理、学术与权利:中日代表在约塞米蒂会议上的辩驳述论

中日代表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约塞米蒂会议上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日本阻挠中国统一与复兴、亚太集体安全等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体现了国际关系准则、人类正义,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日本代表则以军国主义为价值取向,极力为侵华政策辩护。中日代表在此次会议上的辩驳,体现了完全对立的国际政治理念与国家利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