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

梁启超尽管以善变著称于世,然而他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却终身不辍。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兴趣盎然,梁启超的史学研究转向文化史。于是,他开始构想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宗教史。“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的宗教理念和诉求,而且流露出他对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判定。因此,这一设想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也将梁启超思想的民族性推向了极致。

中国宗教史与中国美学史

中国宗教史与中国美学史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宗教史上人文化、士大夫化的走向和现象,以中国智识阶层社会人际交往即交游为独特方式,其表现双向、交叉、多形式。宗教界和士夫界相互之间思想、意识交流、沟通,呈现互动型机制,是影响中国文化、美学精神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史对中国美学史的影响包括审美论说和审美形态两个领域,原始创新和丰富发展两个层面,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两个分支,无一例外地存活于各种门类的审美样式之中,其表现形态丰富多样、精彩纷呈。因此,对于普遍性审美经验具有深广的启示,具体表现于思潮和美学、意象和想象、新意和法度、精微和广大、思维和心理、义理和审美等方面。中唐以后士大夫文人的心理结构、人生和审美情调、艺术思维有较大变化,日趋内敛、恬适、雅化、淡定、精致,这是宗教史染化的结果。宗教义理"通约"、化解为审美要素,哲思化、精神化、诗性化,最终宗教化—审美化。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宗教史作为三根主要支柱,犹如鼎之三足,稳定、平衡地架构了中国美学史,它们发挥各自功能和作用,于是,从思想史投照、史学史输入、宗教史浸润,便整合为系统性、立体式、网络化的中国美学史体系。

论“人文宗教”——中国宗教史的核心范畴与研究领域

中国宗教史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佛教传入以前的中国传统宗教、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民间宗教信仰。研究这些方面,重在厘清两大关系:官方宗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关系、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关系,关键是要把握官方与民间这层关系"互为阴阳"的特点。研究中国宗教史,首先应体会契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宗教观,以"人文宗教"为其核心范畴,而不能简单套用以神为中心的西方宗教学。中国的传统宗教生活,以神秘的感应为体,最终以人文教化为用。

胡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胡适(1891—1962)是我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新文化运动。1927年以后,他积极靠拢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政权的所谓道义支持者。1949年寓居美国,1958年出任台湾“中研院”院长,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胡适一生治学领域广博,成绩斐然。本篇着重综述他在中国宗教史上的研究成果。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29年收入商务万有文库时,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

挑战、适应与融合: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章开沅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挑战、适应与融合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不仅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阔视域,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

中国文学中的三教合流与西方文学中的政教合一

中西宗教史上的一个差异对照中西宗教史,你会发现一个霄壤之别,那就是:在封建时代,中国人享有很大的宗教自由,欧洲人则基本上没有宗教自由。封建时代的中国人,充满了三教合流意识;封建时代的欧洲人,处在政教合一的严酷统治之下,绝不敢发表宗教自由思想。对照中西文学史,你也会发现一个霄壤之别,那就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学。

道教与中国岁时风俗二题

道教在历史上对中国岁时风俗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解这点,对中国宗教史、民俗史的研究都极有意义。一、道教在中国时令节日中的印记道教对岁时风俗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形式,是对原有的时令节曰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使原有节日增添了神仙的内容。道教有所谓“三官”,三官各有生辰,称为三元节,三元节分配在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种分配,梁以前还没有出现,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还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但记载“七月十五,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仙”,似乎已经是佛道二教的共同节目。赵翼《陔馀丛考》

经典解释与宗教中国化——道安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的学术启迪

若把佛教的传入视为"中外文化的首次大规模、深层次的交流互鉴",且把佛教看作"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典型",回溯其历程的开端,考察其先驱的创举,揭示"佛教中国化"的根由,无论就"重读中国佛教史"还是对"续写中国宗教史",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读东晋高僧道安(312—385)的"五失本"与"三不易"学说可以发现,早在"佛教中国化"之初,前者就从词语、语法、文体等方面,探索了"经典翻译的本土化、民族化";而后者则开示了"经典解释的难题、哲理与境界",堪称对世界宗教经典翻译史与解释学的方法论贡献。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道安的诸多弘法贡献首屈一指"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此乃"佛教中国化的基石或根基";而道安在经典翻译与解释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尤数"三不易的首要义理"——"经典解释的时代性原则"最值得浓彩重笔;因其既可令人深思世界宗教史的思想根源,又能令人顿悟"续写中国宗教史"的智慧灵感。

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在1980年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撰文纪念,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的新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建立的基础。我在文中说到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的广泛。他对于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明王朝对武当道教的庞大开支

明朝一代,可以说是武当道教在其历史上的全盛.辉煌时代.其宗教地位被明朝统治者推崇到了中国宗教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此,整个时代对武当道教付出的开支举史少有,庞大得惊人.

许逊教团与净明道——读《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

在道教史上,有没有净明(忠孝)道这一教派?国内外道教史家对此研究甚少。日本秋月观哄先生(弘前大学教授、文学博士)著作的《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一书(创文社,1978年版)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和论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该书是作者十多年来对道教特别是净明道研究成果的汇编,是他对“未开拓领域”(作者语)进行反复研究所作的有益尝试。作者认为,净明(忠孝)道是元初道士刘玉(玉真,1257—1310)继承晋代以来许逊仙道教团的说教所开创的新道教的一派,在道教史上、中国宗教史上。

底层文化的一环: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无疑是"底层文化系统中的一环"。正因为是底层文化,故常常被精英文化人忽略甚至不屑。然而读《中国民间宗教史》(以下简称《民间》),你绝感觉不到深藏在文化人骨子里的清傲,那里充溢着作者对底层文化以及"引车卖浆者流"深深的"理解的同情"。《民间》之所以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作者将视野转向了民间,将脚步迈向了民间,从而获得了创作的巨大的情感之源。在这部书的开头几页,作者就发出了低缓、不平、愤懑、为底层文化和下层民众求公正的声音:"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是底层社会,是下层民众,他们虽然数千年被压在金字塔的下层,终生贫困,而且得不到文化的布施,在帝王将相。

从气功热谈起

从气功热谈起李成银风靡全球的“气功热”已持续很久，很多人认为气功是一门科学；应大力宣传、普及、整理与挖掘。但是，近几年来，气功在宣传普及中出现了宗教化的趋势。于是有人说“玄”了，“神”了，也有的说复古了，其中出现的诸种社会现象很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我...

板凳须坐十年冷,独守千秋纸上尘——马西沙先生访谈

马西沙先生是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家,1992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评审委员、博士生导师、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18年9月,本刊委托马先生的博士后陈进国教授,在马先生寓所——北京西四古槐堂,对马先生进行学术专访。本篇访谈经马西沙先生校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