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洞见——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官僚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其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可谓深重且深远。官僚主义的根源何在?如何治理?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里向读者朋友介绍一本研究官僚主义的专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初版于1948年，作者是《资本论》在中国的最早译者，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王亚南。这是一部官僚主义研究的力作，也是每一位关注官僚主义现象的领导干部都应一读的好书。

论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

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对中国政治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中国地主阶级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官僚政治的研究有杰出的贡献。早在1943年,王亚南就开始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1948年,他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最主要成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问世。解放后,他的此项研究仍在继续。一有可能就把它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如1950年1月在《新建设》发表了《论社会转形中的官僚阶层》,1953、1954年又写作和出版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其中的“地主经济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地主经济与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诸篇。

官僚主义幽灵游荡的痕迹——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诚如孙越生先生所说:“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是寥若晨星!”今天该是对官僚主义作彻底清算的时候了,这是涉及到改革事业成败的重要之举,“此幽灵不除,中国现代化难成”。不久前,有人建议重读李自成,而我们觉得重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意义决不在重读李自成之下。

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本文简要介绍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缘起、成果及主要观点,从纵与横的两个角度考察其学术价值,并就中国官僚政治终结的前提条件及存续问题进行探讨。笔者从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出发,认为相当长时期里,不仅存在技术性的官僚政治,而且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特别警惕权力资本化现象,同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加以研究,寻求根治的良方。

李约瑟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人民的朋友,现年八十二岁高龄的英国科学史家约瑟夫·尼达姆(汉名李约瑟,字丹耀),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最负盛名的学者。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超越语言障碍,把中国上起殷商下迄明末的古老灿烂的科技文明认真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重要著作。该书以大量事实有力地论证了“

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先师王亚南先生因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逝世,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与研究事业,四十年辛勤如一日,言传身教,高风亮节,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先生一生出版著译四十二部,文章三百余篇;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方面,与亡师郭大力先生合作,厥功殊伟。

中国官僚犯罪及其社会基础

(一) 从白领犯罪到官僚犯罪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犯罪者总是来自社会低阶层。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苏涩兰(E. H. Sutherland)提出白领犯罪概念并认为白领犯罪是社会中中高阶层的犯罪行为后,改变了人们的原有观念。现在,白领犯罪已是西方犯罪学、社会学乃至社会生活中广为接受的概念。中国也有白领犯罪,不过,中国的白领犯罪更具中国社会的特色。如再沿用苏涩兰的概念,不足以准确表达中国白领犯罪的特质。因之我想用官僚犯罪一词来替代中国的白领犯罪。

试论蒋经国的政治观念及其对台湾当局决策模式的影响

政治理想、政治责任、政治道德三个层面,大体上可以涵盖蒋经国的政治观念。其主要的特征为:泛道德主义倾向与现代政治意识的并存;“明君”“贤臣”的理想模式与“民本”思想现代内容的糅合;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和革新精神的共同提倡;善于充分运用现成的语言与文字符号以动员民众。这一政治观念作用于政治实践,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决策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蒋介石相比,蒋经国的个人风格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色彩,因此他的政治性格便更具适应性,对于台湾社会的改造,也就会采用比他父亲更为实际、更为灵活的方略。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

本文按照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作了探讨。指出官僚主义有作风上和体制上两种形态,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体制性的官僚主义。本文还分析了官僚主义的几项主要特征,并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途径与方法,给人们一些新的启迪。

病弱的民众心态——官僚主义滋生的心理温床

时下,官僚主义已成千夫所指,众矢之的。然而,纵观大量的讨伐官僚主义的文章,大多偏重从官僚主义本体即官僚本身的思想心理或体制、法制、民主政治等方面刨根究底,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从民众心态这个层面或角度来剖析它助长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深刻心理根源。

站在历史高度研究官僚主义问题的新成果

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它与官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社会主义国家８０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没有能够杜绝官僚主义的滋生。科学地分析官僚主义孽生的根源，正确地认识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系统总结克服官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我国...

两种形态的官僚主义

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并不只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它首先是一种社会体制。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有两种形态: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王亚南教授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把官僚政治分为两个方面,即技术性的官僚政治和体制性的官僚政治。所谓技术性的官僚政治,主要是就政治作风。

法制化社会与大众传播

法制化社会与大众传播○周凤婷翻开中国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大堂”上向“父母官”要求保护自身权利的实例。孙越生先生在其师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的序言中指出：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

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古代治庸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虽然是近代的产物,但是自从有了国家后,国家管理就存在,从现代视野分析古代治庸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借鉴古代治庸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在对古代治庸理念、职责规范、治庸主体以及行政绩效考核等方面内容梳理的基础上,进而用现代理论进行分析评价,认为我国现代治庸制度应从注重法律规范的制定、加强定量考核、强调能力标准、强化外部监督、重视机构责任等方面予以完善。

略论晚清盐政改革家——陶澍

在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制盐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手工业重要行业之一;而运销食盐又是商业的重要门类,是豪商富贾竟相涉足的领域.食盐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须品,其销售量大,转输渠道复杂,供求关系难以平衡,同时盐税也是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因此,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对制盐、运盐、售盐的控制和管理.

清代法制与李毓昌之死

据《清史稿·循吏传》和墨县志记载,李毓昌(字皋言)系山东即墨人,嘉庆13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是年,江苏淮安一带洪水成灾,朝廷发放赈银救济灾民,李毓昌等10人受两江总督铁保委派赴山阳县查赈.山阳知县王伸汉贪污赈银,恐事情败露,便行贿查赈大员,其它9名大员均接受贿赂,知情不举,唯李毓昌亲行乡曲,逐户查核人口及领取赈银数目,得王伸汉虚报户口、克扣赈银实据,随即写好禀贴,准备上报准安知府.王伸汉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贿以重金不成又谋窃证据不得之后,遂起杀人灭口之心,采取极端恶劣手段指使亲信买通李毓昌仆人,将李毒害,并伪装自缢现场.随后送银淮安知府王毅,以自缢身亡定案.李毓昌家属怀疑其死因,于次年亲赴京城都察院告状,此案始得昭雪.经查,除包祥、李毓昌仆人、元凶王伸汉外,淮案知府王毅,9名查赈大员及两江总督铁保、巡扶汪日章、江宁布政使扬获、按察使胡克家等10余名官吏均有牵连.王伸汉等一干官吏为着贪欲、私利而不择手段犯下侵吞赈银、行贿、受贿。

十八载点滴回忆

一1999年秋天,《社会科学论坛》刚刚创办,主编赵虹和副主编张平一起来北京组稿。他们通过张冠生认识了孙珉,孙珉向他们推荐我,他们希望我能参与组稿。我和他们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当下商定,聘我为杂志的策划人。我想,策划就是起敲边鼓的作用,主要是帮助杂志接通和学界的人脉关系,同时提供参考性意见。

皇帝制度与中国社会——《中国皇帝制度》读后

一项被延误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工作,终于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结出了一个丰硕的果实,那就是徐连达、朱子彦两位先生新近推出的55万字的《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皇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翻译修辞批评视域下的学术外译研究

修辞批评是一种系统地阐释修辞行为的研究方法。基于翻译与修辞之间的紧密关联,学术外译可被视作一种修辞行为。本文在修辞批评框架下尝试构建针对学术外译的翻译修辞批评模式,并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为例,对学术外译行为和译文分别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分析与评价。通过对学术外译行为的翻译修辞批评,揭示外译项目赞助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译者、国内出版社以及国外出版社出版这部译著的修辞动机;对译本的翻译修辞批评,有助于了解译者在翻译官僚类术语时的策略运作。同时,在翻译修辞批评视域下探究学术外译,可为中国学术“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