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建设的三重维度

本文在全面和系统地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所蕴涵的重要宪法精神基础上,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文章中突出强调的“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主张,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重维度”出发,对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和如何提升中国宪法学在国际宪法学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宪法学的学术理念有机结合的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尝试。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核心命题及其哲学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志性的思想观点,其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宪法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等核心命题,在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全局性、统领性、基础性意义,并彰显出鲜明的理论风格、完整的理论形态,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底蕴、缜密的哲学思维。对此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凝练,既关系到对中国宪法理论的精准阐发,又关系到对中国宪法实践的科学认知,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宪法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

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构建路径的演变与展望

由于中国宪法的急剧变迁与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近30年来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构建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基于基本范畴构建宪法学理论体系,出现了宪法过程论、人民主权起点论、法权起点论等代表性观点;第二阶段(本世纪初)基于科学功能构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出现了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历史宪法学等有影响力的流派。笔者以为,随着认识的深入与各种视角的整合,未来宪法学将基于系统功能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和方法?——作为方法的宪法变迁

法学方法曾被视为是法学科学性的体现,是通往法学问题唯一正解的途径。在“唯一正解”的幻象破灭之后,法学方法一度祛魅,甚至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沦为政治立场的包装。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之处,法学方法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但也绝非任意。宪法学方法同样如此。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必须直面“中国宪法”的双重特殊性:即中国的特殊性和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在于,宪法必须为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价值奠基。中国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则在于,必须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宪法整体变迁的情势,把握现行宪法的变与不变,将中国宪法变迁的内在逻辑作为理解“八二宪法”的前提或者说前结构,即以宪法变迁为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中国宪法的方法体系进行理论、知识和解释的三重建构。只有在整体宪法变迁的视野中,才可以对原旨主义方法有正确的运用,从而在具体宪法解释当中平衡原旨和变迁两个方面。

吴家麟教授与新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吴家麟教授对我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长达50多年,在宪法学、法律逻辑学、法理学乃至政治学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