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广东省居民消费平滑研究

文章运用2008年和2009年广东省659户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广东省居民的消费平滑程度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两种效用函数形式下的全消费保险模型假设均不能拒绝,广东省居民特异性消费风险完全被分散,居民消费的改变与村庄平均消费的变动一一对应,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考虑金融发展变量的消费保险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广东省居民的风险分担有显著作用,且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削弱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就业。父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使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就父母外出务工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质量的影响展开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父亲从事非农业工作会对子女的义务教育有正的影响,而母亲外出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计算机辅助面访跟踪调查中的数据管理——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为例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面访模式下的大型全国性跟踪调查。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实施，从2010年起在全国25个省市（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台湾不在其列）内的16000个家户进行跟踪访问，样本涉及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

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的分析

互联网的使用改变了家庭消费偏好与约束条件,可以在全面促进消费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消费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消费领域中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存在的差异,互联网在促进消费中对各类型消费的影响会产生不同效果。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总消费和食物、衣着、居住、生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七类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促进家庭总消费的过程中,不同于传统消费影响因素对总消费和各类消费影响表现出的同步性,互联网对各类消费的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首先,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医疗保健消费,提高在其他方面的购买能力;互联网对生存类消费的促进效果有限,对提升生活品质或有助于家庭长远发展的消费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有助于家庭消费质量提升。其次,在全面促进消费中互联网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主要取决于消费的需求弹性,对缺乏弹性的消费需求促进效果有限,对富有弹性的消费需求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再次,加快互联网等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力推动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流通效率提升。

守望如何相助——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社会调查研究的档案学意义及思考——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为分析对象

文章基于笔者参与社会调查项目样本访问的实践经历,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为分析对象,通过后期文献研究、学科调研,从档案来源、史志资料收集的手段、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体现等角度,阐述社会调查研究的档案学意义,分析档案学与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在跨学科领域上的密切关系,并从中获取重视实证研究、给社会建档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基于CFPS数据的我国家庭卫生费用支出占比的定量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居民家庭卫生费用支出结构,从微观层面探讨影响居民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为卫生费用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提供参考。方法:基于CFPS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是否参加新农合、是否住过院以及健康状况,对家庭卫生费用支出比例有影响。结论:我国家庭医疗费用负担总体较重;社会经济是影响居民卫生费用支出结构的宏观背景;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医疗结构的直接原因;婚姻状况中离婚人群的家庭医疗比例较其他人群高;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支出比例普遍偏高。

老年人健康冲击是否挤出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医疗支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三代户家庭内最高一代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施加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根据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父母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并且都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为了缓解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中子代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平均收入迅速增加,繁荣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近年来,"穷二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农村,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加大对农村的教育补助力度是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在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障和公平的就业机会,防止"因病致贫"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有效对策。

网络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群体消费效应探讨

网络经济的崛起成为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推力,然而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个体特征却深刻映射在网络经济发展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影响中。聚焦我国异质性消费群体的网络消费行为及其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本文构建网络经济发展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水平以及城乡消费群体消费选择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进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网络经济发展对异质性消费群体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经济发展对于异质性消费群体一致表现为促增效应,但对于异质性消费群体的影响差异化显著;青年和中年群体具有较强的网络消费偏好,老年群体在网络消费领域中仍存在较大的消费潜力,将成为网络经济发展和内需扩张的重要目标群体;网络经济发展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引致作用强于低收入群体;同样的,相较于农村地区,网络经济发展对于城镇地区的消费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不断丰富网络经济营销策略,力求满足网络消费的个性化需求,既要实现青年群体网络消费维稳,充分挖掘中老年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也要推动网络经济发展深入农村落后地区,破解逐渐显现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定量测度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的基础上,模拟分析未来人口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量化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年龄特征,且各年龄段不同消费类别的城乡差异明显。假设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结构保持不变,2010~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影响不大;在消费结构层面对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规模的扩张。在人口变动、经济增长的不同模拟情景下,人口规模对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均远小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且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具有相对稳定性。

大陆父亲父职表现成效及相关因素的探讨

传统上，父亲的角色向来被定位于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在原始的社会里，父亲负责渔猎觅食；在工商社会，则赚钱养家。时至今日，为数不少的父亲。仍将自身的职份限定为养家，家庭内的其他工作，尤其是子女的照顾与教育，则完全交由母亲负责，父亲鲜少参与。使得“亲职”一词几乎等同于“母职”。然而父亲的重要性似乎不仅止于赚钱养家。从1940年代起，学者专家们开始重视父亲影响的研究。根据Lamb的估算，至1996年时，有关父亲影响的研究或报告。单是已出版的便已超过4000篇，显见父亲影响的广受重视。研究的结果发现，父亲角色的扮演不仅影响子女的身心与社会化的发展，对于母亲与父亲本身而言亦有深远的影响。父亲的重要性既获肯定，而父职的影响又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父职的参与便成了社会关注的议题。父亲积极参与父职虽是社会高度的期望，但LaRossa却指称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改变情形却不如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而相关的研究亦指出，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在量和质上均未臻理想。若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未臻理想的话，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成效势将有所减损，其状况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要。Lamb（1996）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是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与父亲有亲密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因此，本研究尝试透过父子感情的探讨来了解大陆父亲父职参与的成效，并分析其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别。其结果除能了解目前大陆父亲父职表现的成效外，更可提供作为比较两岸父亲父职表现成效的素材。研究分析的资料系采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建置之“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一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2006）”资料文件。该计划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以面访方式调查了上海、福建、浙江三个省（市），出生年次为1935至1976（抽样当时为25-68岁）间的4,336位样本，其中的2,296位父亲将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教育对于小时工资的结构性影响

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2年的调查数据,针对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小时工资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及分解。结果表明,城乡小时工资差异的68.22%是可以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等设定的变量的特征性差异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