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角度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借贷需求及其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正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债务的累积。(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负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反而将抑制家庭借贷市场的发展。(3)小型化的家庭更趋于借贷。(4)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借助收入分配这一机制作用于家庭借贷需求。

增收还是返贫?家庭创业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就家庭创业对我国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发现选择家庭创业能够显著地改善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减贫有积极影响。同时,家庭创业对农户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会随家庭纯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创业对收入增加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当前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的背景下,本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

为了让研究者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有更多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其背景和特色。在设计理念上,CFPS以个人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多层次问卷和跟踪性调查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复杂性和时间性;在调查实施上,CFPS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在问卷内容上,CFPS不仅涵盖内容广,而且在整合城乡问卷,收集家庭关系、人口流动、事件史、认知能力和少儿发展等相关数据上也均有长处;在数据上,本文以经济不平等、婚姻变迁、认知能力三个方面的数据研究为例,展示了CFPS的追踪设计和特色内容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潜力。

互联网使用具有幸福效应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互联网快速发展对我国居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居民使用互联网能令其幸福感提高14.1%;采用工具变量法与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幸福效应依然显著;居民个体差异会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幸福效应,农村、男性、低龄及中低教育阶层居民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因而应改善互联网设施,普及互联网教育,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以有效提高我国居民因使用互联网而带来的幸福感。

精神贫困对个体返贫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群众的精神脱贫问题成为防范返贫风险的新挑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年三期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条件Markov模型分析了精神贫困对个体返贫的影响。研究发现:精神贫困个体更易返贫;当存在风险冲击时,非精神贫困的个体不易返贫;当个体具有医疗保险或当地政府具有较高公信力时,精神贫困对于返贫的影响减弱,互联网的缓解作用不明显。相关部门应对精神贫困进行有效识别,积极做好引导工作,激发个体内生动力。同时,要加大对脱贫个体的医疗资源投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政府公信力,进而形成防范返贫的合力。

公共教育支出促进还是抑制了教育代际流动: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采用教育代际弹性模型,探究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教育存在明显的教育代际效应,且这种代际效应在父辈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表现更为显著;不同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对子辈教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对子辈教育影响相对较大,高中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影响相对较小;父辈的经济优势可以转化为子辈教育的优势。公共教育支出对教育代际传递具有抑制效应,能够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政府有必要在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增长的同时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确保弱势群体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就业。父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使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就父母外出务工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质量的影响展开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父亲从事非农业工作会对子女的义务教育有正的影响,而母亲外出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部分县域的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6年和2018年县域层面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促进消费,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抑制消费。通过工具变量以及缩短样本期的方法,证明结论稳健可靠。城乡以及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居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居民的促进作用更加强烈。此外,在消费类别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促进生存型消费,显著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不利于消费结构优化;在八大类消费中,对食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加强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守望如何相助——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FPS四期数据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四期数据对相对贫困的医疗保险缓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医疗保险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在设定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50%和60%三条相对贫困线下,参加医疗保险能使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3.9%、4.6%和4.8%。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效应呈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强于城市,中老年群体强于青年群体。机制分析发现,居民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改善健康状况、增加非医疗消费支出,从而降低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而居民良好的受教育状况能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为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缓解居民相对贫困的效应,须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机制,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保险制度“适老化”改革。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防止返贫吗?——基于微观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包括可得性、使用性和健康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究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均与多维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其次,机制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再次,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在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明显;继次,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可得性的作用整体呈下降趋势,使用性和健康性的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分不同金融服务和产品来看,银行存贷款、养老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防止返贫的作用明显。

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目前我国数字化快速发展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并存。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0.4%,网民规模9.89亿,其中60岁以上网民占11.2%,互联网普及率年年攀升。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64亿。据此估算,60岁以上网民约1.11亿人,近1.5亿老年人没有进入互联网。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影响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背景童年经历对中老年健康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但其对中老年认知功能的影响效应及路径尚不明确。目的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分析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的影响,探讨中老年认知功能的促进策略。方法本研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2020年数据,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影响的中介效应路径。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各指标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034位中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2.33±9.89)岁。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得分为(0.000±0.797)分,个体受教育水平得分为(1.970±1.111)分,社会参与得分为(1.150±0.967)分,抑郁状况得分为(5.960±4.681)分,中老年认知得分为(0.000±1.000)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中老年认知功能均呈正相关(P<0.05),与抑郁状态呈负相关(P<0.05)。多重中介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性别、城乡、慢性病患病、医疗服务利用的情况下,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认知功能影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54,t=1.400,P=0.162),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抑郁状况显著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β=0.335,t=11.622,P<0.05;β=0.064,t=2.166,P<0.05;β=-0.019,t=-3.154,P<0.0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中老年认知之间的简单中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95%CI=0.141~0.223;95%CI=0.001~0.019),受教育水平、社会参与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95%CI=0.001~0.017),受教育水平、抑郁状况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95%CI=0.001~0.008)。结论受教育水平是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的资源路径;社会参与是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的条件路径;抑郁状况是影响中老年认知功能的风险因素。应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从个人、家庭、社会多个层面关注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制订中老年认知促进策略。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消费活力释放效应分析

基于国务院于2015年开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消费活力释放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能够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活力释放;第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小城市”组别中的居民消费活力促进作用更大,城乡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活力的提振效应更强。

老年人健康冲击是否挤出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医疗支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三代户家庭内最高一代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施加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根据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父母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并且都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为了缓解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中子代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越幸福吗?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会越幸福。然而,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有序响应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法,研究发现女性拥有更多家庭事务决策权未必能改善其幸福感。分样本回归显示,对于受教育少以及受强外部传统文化规范约束的女性群体,家庭决策权对其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尤为显著。这一发现,对将来关于个体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即只有把外部文化规范等社会背景考虑进来,家庭决策者身份的幸福效应方向才能最终确认。此外,本文关于传统文化规范力量仍然主导着女性幸福感的发现,也为政府部门制定致力于赋权女性的政策提供了论证基点。

司法保护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构建省级司法保护指数,考察了司法保护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司法保护通过增收效应、借贷效应、信任效应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其中增收效应影响最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比其他分项收入,司法保护对经营性收入存在“挤出效应”;司法公正比司法效率更能促进居民消费;司法保护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最明显;司法透明度与市场法律中介组织在司法保护与居民家庭消费的关系中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城镇家庭、高教育水平家庭及高消费家庭中,司法保护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为进一步提振我国消费动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双重属性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多维减贫视角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双重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作用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借鉴A-F方法构建多维贫困状态指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减少了农村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状态的概率,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分析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是其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兼具数字普惠和金融普惠的双重属性。进一步而言,从地区宏观禀赋看,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可及性较低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较好的地区多维减贫效应更明显;从家庭微观禀赋看,数字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在户主较年轻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论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发挥其对农村家庭的多维减贫效应,同时重点关注传统金融可及性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地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培训教育,增强数字金融普惠深度。

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平均收入迅速增加,繁荣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近年来,"穷二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农村,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加大对农村的教育补助力度是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在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障和公平的就业机会,防止"因病致贫"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有效对策。

民族地区数字生活提升家庭幸福感了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数字生活也成为居民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数字生活是否提高了家庭幸福感呢?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民族地区数字生活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生活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家庭的幸福感。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生活不仅提高了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丰富了家庭的精神生活,进而提升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生活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对农业户口、信贷可得性低、使用互联网频率低的家庭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家庭数字生活水平,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