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9~2013)的使用研究:基于插值处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微观企业活动的首选数据库,但是数据库中关键指标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数据库的更新和使用。本文在借鉴主要文献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先后采用单值移动时序平滑法、MICE1、MICE2、MMICE1和MMICE2五种插补方法对数据库进行完善,从而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延伸至2013年,并通过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评估各种插补方法的相对有效性。研究表明:在这五种插值方法中,单值移动时序平滑法和MMICE1是两种最为有效的插值方法,不仅可以实现插值前后的数据库特征一致,而且能够实现所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结构特征一致。值得强调的是,在完善数据库和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前者因为处理过程简单因而是一种相对经济的方法,而后者因为能够保留更多样本信息因而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本文研究价值体现在对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基础性研究工作。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问题再探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常用的企业级微观数据库,但从统计抽样调查的角度来看,该数据库存在着各种问题。为更好地了解该数据库可能出现的系统性误差与随机误差,本文使用1996-2013年数据对真实性、系统性误差及基层统计部门反映的各种数据问题,进行定量评估。结果发现:样本范围及统计口径的变动,缺失值较多、"回避规模以上"、"化整为零"等方面的数据问题,均会对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据此在行业代码整理、真实性检验、统计口径变更处理、统计偏误克服、通货膨胀平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面板的构建方法

一、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概要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全称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后文简称“工企库”),由国家统计局建立,其样本范围包括规模以上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统计单位为企业法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数据主要来自样本企业提交给当地统计局的季报和年报汇总,数据库每年更新一次。

水产品加工业企业异质性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以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水产品加工业的微观数据为样本,筛选其中7553个规模以上的水产品加工业企业样本数据进行面板分析。通过企业出口与非出口分布的统计分析,测算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回归分析生产率、企业规模及地区分布等对企业产出和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运营年数对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产出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出口企业中,生产率和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决策选择影响显著。

中国工业统计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变迁——兼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部分系统性误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来自于1953年起国家统计局每年组织全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填报的"工业统计报表",其制度运行了65周年,近年的制度变迁尤为频繁。为更好地推广与使用该数据,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工业统计的先进性,本文对中国工业统计报表制度的理论体系、制度变迁、制度现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工业统计报表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来自苏联的、基于全面调查的工业统计学,其建立主要服务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计划制度,与当时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经历多次变迁的现行工业统计报表制度主要由"工业企业一套表"及"联网直报"构成;近年相对频繁的制度变迁会导致样本范围及统计口径的波动,并产生部分系统性误差和数据问题,值得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

2008年之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关键指标的缺失导致学术界对该数据库的使用局限在1999-2007年。本文吸收和借鉴现有处理方法,采用五种插补方法对数据库进行完善扩展到2013年,重新测度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1)1999-2013年,中国制造业TFP呈稳定增长态势,从1.75增长到3.10,增长了77.1%,平均年度TFP水平为2.51,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速度呈现明显降低趋势。(2)在制造业企业TFP的分类比较上,大多数行业的TFP还处在较低水平,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3)在不同要素类型行业上,技术密集型行业TFP增长幅度最大,整体波动最小,在风险对抗上更具有韧性;在地域上,东部地区平均年度TFP水平最高,但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最大,已经呈现对中部乃至东部地区的赶超。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基于R&D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企业的研发行为实现,但是R&D溢出效应会对企业的研发决策造成影响。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工业企业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6年和2007年的企业数据,检验了R&D溢出效应对于我国工业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以及补贴收入和溢出效应之间的联动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当R&D溢出效应较小时,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在R&D溢出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一定规模的补贴收入可降低溢出效应的边际作用,从而帮助企业克服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

企业入驻高新技术园区提高了创新绩效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实证研究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从微观视角研究企业入驻高新区的实际效应，研究发现，（1）在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后发现，企业入驻国家级高新区能够有效提升其自身创新绩效，且结果稳健；（2）相比省级高新区，入驻国家级高新区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3）高新区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成长期、小规模、民营的东部企业从“入驻行为”中获益最大。

规模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序贯识别法对不太符合学术研究要求的数据库进行了清洗、筛选和匹配,得到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浙江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然后测算出30个二分位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并以此对浙江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最后将企业分为不同的规模类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小规模企业生产率较低,就企业规模而言,企业规模对大中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正向影响,对小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向影响;就企业所有制而言,大中规模企业适合于内资企业型组织结构,小规模企业适合于外资企业型企业结构。进而可以对浙江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的影响研究

一、前言本文考虑环保政策实施下对企业经营行为带来的影响,从微观出发,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工企数据,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的环保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增大的作用下,企业更容易退出市场,并且不同企业规模受影响大小不同。基于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引导企业科学决策,以期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家族企业传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宁波家族企业为例

家族企业传承研究长期局限于样本数据量过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法人代表更替的姓名比对,以宁波家族企业为例,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TFP测算

在系统性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利用OP、LP、GMM、FE等方法,首次较为科学规范地测算了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30个行业的资本、劳动产出弹性分别处于0.2-0.4、0.3-0.6区间,TFP增速处于3.90-18.94%区间,且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中国的行业存在上下游TFP集聚现象,且与下游行业更为密切;中国各省的TFP在全国层面不具有显性特点,但在局部小区域具有较强的集聚现象;中国企业的TFP整体随时间波动上升,且企业间存在收敛。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与制造业低碳发展

在评估环境政策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影响时,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早已停止更新,近年来相关文献主要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展开分析。上市公司与一般企业的发展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而较多重化工业城市几乎没有相关上市企业,这些地区的制造业低碳转型则成为绿色发展研究的“遗漏项”。将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与我国典型重化工业城市匹配后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分布较不均衡,约70%的重化工业城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在5家以下,约40%的重化工业城市没有或仅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

中美贸易中马歇尔-勒纳条件的修正与应用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马歇尔-勒纳条件作为汇率变动与贸易关系的重要理论,对经济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通过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分解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和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的乘积形式,推演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将美国对中国出口和美元有效汇率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弹性作为重要参数,得到修正的马歇尔-勒纳条件。为了验证结论的合理性,将汇率和贸易福利进行有机结合,采用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框架对分行业贸易福利进行估计,深入分析中美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修正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汇率与贸易福利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DEA方法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效率评价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中小企业样本,构建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反映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并分省份、行业、所有制对计算出的效率值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中小企业的整体融资效率不高,仅为0.445;有一半的企业融资效率在0.429以下,低于平均值0.445;95%的企业的融资效率低于0.643;融资效率前1%的企业中,个人控股企业数目最多,国有和外商企业数目最少.

资源禀赋如何转换为地区创新优势

王丽艳、张凯强、马光荣在《财经问题研究》2023年第11期撰文指出,基于1998—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1998一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国际资源价格这一外生冲击研究资源丰裕程度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后,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资源丰裕程度越高,地区创新水平越低。

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地方环境政策创新的扩散模式与实施效果——基于河长制政策扩散的微观实证

地方环境政策创新可以为丰富国家环境政策工具箱提供重要的实验与案例。然而,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下,一项创新的地方环境政策可能在不同地区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效果。因此,为促进地方环境政策创新的有效扩散与推广,需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实证评估:环境政策效果的可复制性、不同政策扩散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特征、不同扩散模式下的规制对象差异。为此,本文利用河长制政策在长三角地区的扩散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实证评估,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设计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效应识别。研究结果发现:①在政策扩散过程中,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果在由上级政府主导推广的"向上扩散"地区得到了成功复制,但在地方政府主动模仿的"平行扩散"地区并不明显。②河长制在"向上扩散"地区和在"自发首创"地区类似,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产出而非增强废水处理能力来实现减排效果;但在"平行扩散"地区既不会降低企业产出,也不能产生减排效应。③河长制在"平行扩散"地区对不同规制对象的异质性效果更明显,显著降低了大企业的水污染排放,对排放规模大的行业规制略松,并能增加其产出从而补偿一部分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