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与中国应对

全球化的加速演进使得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各国虽采取有效手段对生态问题加以治理并取得成效,但全球生态治理上仍存在理念、制度和合作方面的困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实践,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出搭建绿色合作平台的应对方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协同共治贡献了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税收规则的国际博弈及中国应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贸易形式的贸易形态,其导致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无法完全覆盖新形态的交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的企业运营并不一定必须采用商业实体的形式,这可能导致税收管辖权冲突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等问题,传统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面临挑战,欧盟等纷纷开展适应数字经济趋势的税制调整,数字税成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新阵地。我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不但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数字税收规则的制定中,还需要不断完善国内数字贸易税收征管法律政策,以应对国际数字税收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应对

人工智能是应用面宽广的颠覆性技术形态,极有可能重塑全球治理的基本面貌。本文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认为其已经从加深不平等、加剧“泛安全化”、加重失灵危机等方面对全球治理造成了初步影响。全球治理“智变”将引致全球治理的“治变”。未来,全球治理主体的权力结构将发生深刻转型,全球治理对象将不断呈现出“不确定性风险”的新特征,全球治理模式则会加速向敏捷治理转型。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和人工智能发展大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竞争,丰富自身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践并推动智能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助力实现全球治理的健康发展。

全球体育治理变革的具体表现、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当前全球体育治理正在发生变革,具体内容涉及治理问题、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的变化。全球体育治理变革是一种渐进且复杂的过程,变革趋势是从国际体育组织自治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育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导致这种变革的动因有两种,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体育大国力量崛起对传统国际体育治理体系形成补充和修正方案;二是,欧美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力量导致国际体育民粹主义兴起,力图扭转和阻碍体育全球化进程。全球体育治理变革带来以下挑战,如全球体育治理议题不断扩展、导致全球体育治理难度加大,国际体育制度复合型要素叠加、使得全球体育治理话语冲突风险加大,国际体育规则和规范的价值共识缺失、导致国际体育治理体系冲突严重,西方国家强权政治、话语霸权盛行,导致全球体育治理秩序变革不确定风险增加。作为全球体育治理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应增强国际体育议题设置能力、切实提升全球体育治理话语权,加强国际体育话语平台建设,输出全球体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展全球体育治理伙伴关系,共建国际体育规则规范的价值共识,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全球体育治理秩序公正合理。

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中国应对

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进入深度调整的历史性阶段,受到了全球意识形态转向及大国博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大国,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面临制度包容性转型、产业链转移、关键技术封锁等多种挑战。在这种发展环境中,中国当前需要加快制度型开放,全面推进立法工作和标准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改革,并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助力自身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地位攀升。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新近态势、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已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新兴而紧迫的重大议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既呈现出主体多元并存、规制趋于整合、目标立场各异、客体复杂严峻的态势,也在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等方面面临着单边主义抬头、反对力量掣肘、科技水平不足、资金缺口增大等现实挑战。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努力维护并引领国际多边合作、增强科技和资金保障能力、统筹推进多领域治理进程、扩展非政府组织参与渠道,以推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取得更大实效。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异化发展及中国应对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数字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市场拥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而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并没有先行争取话语权,占据主导优势。为了推动形成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实现中国数字贸易规则与国际协定的有效融合,中国应充分利用现已具备的数字贸易发展优势,在数字贸易平台打造自己的合作圈,对自身数字贸易规则进行完善升级,不断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新动向、影响因素与中国应对

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叠加世纪疫情影响的背景下,跨境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日本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在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合作,不仅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日本经济复苏也将发挥积极作用。文章在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新动向、驱动因素以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现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双边投资的关系,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中日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态度资源视域下国家形象建构的积极话语分析——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英文版为例

基于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本文通过自建语料库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英文版进行积极话语分析,研究其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探讨各类态度资源传递的话语意义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以此剖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发现:首先,在文本中,态度资源中判断资源的使用频率最高,对鉴赏资源的使用也很多,对情感资源的使用频率最低。其次,通过对判断资源的大量使用,文本塑造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通过对鉴赏资源的使用,文本向读者呼吁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必须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携手共建美好地球,塑造了中国爱好和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局为重的大国形象。通过对情感资源的使用,白皮书传递了中国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国形象。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谈判的争议热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知识产权与气候有益技术的转让、知识产权是否应纳入气候谈判及知识产权具体利益等问题僵持不下。导致上述僵局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作为知识产权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了其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随着新兴经济体气候有益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利益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信任危机加剧。随着《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中国作为气候有益技术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独特利益,需要明确自身利益诉求的本质,并尽早从战略和策略上提出预案。

RCEP知识产权条款的定位、特点及中国应对

RCEP指向一条不同于TPP的国际知识产权发展进路,其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均呈现出"超TRIPS"的特征,彼此之间差距较大:商标保护水平基本接近TPP,著作权保护水平、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处于TPP和TRIPS的中间,专利保护水平与TRIPS基本一致。其总体制度特点在于创新导向、发展导向、程序保障和利益平衡,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诉求的调和与妥协。面对RCEP等国际知识产权协定的挑战,我国在全面履行条约义务的基础上,还需领会RCEP知识产权框架蕴含的启示,把握国际知识产权法治之基本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直面知识产权焦点分歧,促进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多元化。同时,要着力将美欧主导的霸权式知识产权制度输出转型为中国引领的更具代表性的协商式知识产权制度共建。

美国结构性产业政策的变革走向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结构性产业政策在美国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是当前美国提升国内关键产业竞争力、配合对华贸易战与科技战的重要手段。预期美国将改革联邦产业政策管理体系,设立管理、协调产业政策与规划的中央机构与支持机构,制定实施系统性更强、举国特色更鲜明、使命导向更清晰的结构性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级产业规划,对抗和遏制中国产业崛起。对此,我国应明确赶超发展与全球协作兼顾的产业政策使命、完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赋予产业政策更多的创新政策内涵、确保政策措施与国际多边规则接轨,从而保证国家产业政策支撑我国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摩擦的原因、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

2018年以来,美国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谋求竞争优势,悍然发起对华经贸摩擦。客观认识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摩擦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理性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在分析美国发起经贸摩擦原因及其对中美和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从大局出发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通过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来化解中美经贸摩擦负面影响、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相关建议。

低碳经济时代气候变化的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中国由于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导致化石能源使用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CO2排放国。为此,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随着低碳经济时代到来,中国可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减少化石能源需求,从而减少CO2排放,并对全球减缓气候变暖做出贡献。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演变、本质与中国应对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在形式上由以多边条约为主向多边条约、区域性条约与双边条约共同发展转变,由专门的知识产权条约向将知识产权内容融入多边、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中内含知识产权法律规范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部门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对于条约的整体意识还是实施程序,私人部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我国企业走出去时,我国法律也应确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利清单、确立企业知识产权的确权意识与保护意识。

美国碳关税的合法性审核与中国应对思考

美国碳关税作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单边贸易措施,其实施难以通过国际法对其的审核。碳关税的设计与环境公约在气候变化领域确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符;同时也难以通过WTO相关规则的审核。面对碳关税的提出用意,中国应以国际法上的应对为首选。同时,应以积极姿态发展低碳经济,为遏制全球气候变化承担中国相应的责任。

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一批实力显著、"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超越国际多边机制,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拓展合作、推动联合,在合作领域、层次、形式上组成制度化的中等强国集团。它们在改善全球治理、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体系革新方面着力重组国际规则、重构力量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范围,有力地提升了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中等强国集团化既是机遇,但也形成某种压力。中国应该加强与其的沟通和联系,在合作框架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挑战最小化。

俄美中导竞争与中国应对方略

2019年8月美俄两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开始公开研发陆基中短程导弹。俄美重启中导竞争,将会刺激俄美在反导和其他战略军备领域的竞赛,侵蚀全球战略稳定,破坏亚洲和欧洲地区战略稳定,从而对中国战略安全构成威胁。俄美短期内在中导和反导领域展开竞争,中长期内可能寻求政治解决中导竞争问题。美国将在关岛和日本等亚太盟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以中导制衡中国导弹,谋求对华军事优势。中国的应对方略包括:不参加新的《中导条约》谈判;本着“少而精,够威慑”的原则,提升中国核武器的质量,确保核威慑的可靠性;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以导弹反制美国中导,等等。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与中国应对

2018年5月25日,关于个人数据（个人信息）保护的欧盟新一代制度规范《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将全面施行。这是欧盟数据治理的里程碑事件,在信息系统和数字经济改造人类生活的时代大潮下,其超越成员国个别立法、统一个人数据保护路径、改变个人数据流转走向,进而深度修正欧盟数据治理的规范趋势，也将对全球数据治理生态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趋势与中国应对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注入强大动力,全球数字贸易时代已经到来。数字贸易规则已成为多边、区域和双边层面规则制定的重要议题。我国是全球互联网大国,电子商务规模居全球第一,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国家。未来,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我国要抓住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契机,充分发挥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全球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