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坚持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因应历史和时代变化,走出的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其重要内容,也是确保现代化顺利展开的重要支持。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和对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经验创造性转化的有机结合,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鲜明特征。整体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确保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不断释放制度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抓好重点领域中重要关系的调整改革,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分析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三重逻辑:由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由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由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的历史逻辑;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吸取国外治理教训的思想逻辑;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的实践逻辑。这三重逻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亮色与特色。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分领域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后有显著的国家治理逻辑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内在地嵌有媒体融合逻辑需求。媒体融合实现媒体与社会和国家同构助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耦合,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认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资源配置、国家治理与中国式财政现代化

从资源配置的系统结构认识财政,财政是政府以公共权力进行的资源配置,是连接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配置资源的媒介,关注的是“联系”,资源的“来龙去脉”。国家治理是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的有机体,财政治理是协调处理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治理系统之间的秩序,强调的是“界限”,治理规则的确定性,关键是财政自身的治理,即预算机制和预算能力。现代财政就是公共财政,预算规制秩序之中运行的财政,财政现代化就是财政公共化。中国式财政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是“公共权力+财产权利”即“双元结构财政”,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领域主要是市场效率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社会领域主要是社会保障的公平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分配;政治领域关键是制约支配资源配置的公共权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智慧城市发展推动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

智慧城市发展推动城市体育治理研究有助于夯实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续中国式治理现代化思想,秉持中国式体育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价值起点,以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实现依据,以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城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对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体育数字化建设”“加强智慧体育城市发展规划”“创新智慧城市体育治理模式”“推动智慧体育城市数字/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和“加强智慧体育城市的法治建设”等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期为推动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发展评估及时空特征

水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进行精准识别和系统评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工作。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为指引,结合水治理的行业特色和实际需求,从人口、经济、协调以及生态等4个维度,构建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式水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异质性特征较为显著,呈现出“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的梯度格局,且区域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城镇化率、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人均综合用水量、总人口数、生态用水占比等指标与水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关联程度最大。建议制定具有差异化、针对性、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增加生态用水投入量,中部区域可以通过优化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方式提升水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为中国式水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进路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在基层的具体体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农村社会治理社会性、公共性和共生性的现代化新内涵,贯穿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准向度及其现代转型中。经济质量、民生质量和社会质量作为乡村治理运作促进高质量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标准,推动乡村供给质量精准化、组织动员网络化、利益关系规范化以及技术工具数字化的整体进程,将农村社会治理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益。因此,农村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是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构建来实现框架,调整功能定位,实现对村民多元需求的整体性回应,培育更大的治理成效。

国家竞争优势与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与比较优势理论所描绘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我国作为拥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世界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大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新型全球化背景和大国竞争格局下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由于世界市场潜在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空间受限且创新动能不足,导致后发国家“低端锁定”难以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选择以创新发展驱动生产力内涵型增长与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为国家赶超方式,进而指导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大国竞争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应有之义。以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充分利用既有优势;推进内生性竞争新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竞争优势与安全。

媒体作为信息基础设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媒体话语研究

当前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对实践性话语较为忽略,对主流媒体作用的认识也相对不足。主流媒体发挥着行动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双重作用,不仅向民众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而且也在挖掘、解释、打包和表征并向包括党和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展示、推广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实践和治理模式。从媒体的角度展示地方“最佳实践”经之作为“模式”建构的细节和机制,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实践性话语的基础。

学习型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知识是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财富,是解决各种社会公共问题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与善治的支撑。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知识的积累、扩展与深化。国家治理需要掌握与运用人类社会领域的全域知识,处理解决各种模糊复杂而又密切关联的劣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国家治理者逐步探索形成了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各个社会领域的知识和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研讨。这些集体学习具备强烈的历史与全球导向,可以深化治理者对人类社会与世界格局的理解与认知,为国家治理进行知识储备,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健康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者在全域知识上的学习、理解与运用,国家治理者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和成败。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借助2011—2021年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剖析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查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9大中心城市平均韧性呈持续增长态势,但韧性绝对值相对偏小;各中心城市相关影响因素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化明显,且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说明本地区域和邻近区域相关因素对城市韧性发展均产生影响。因此,各中心城市应立足区位特征,从优化政府职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增强城市韧性,推动国家中心城市整体实力跃升。

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铺展与路径设计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赋能农村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生成。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可以培养出适应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乡村人才流失、教育内容适配性不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本文深入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探索——评《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国有企业作为承担着国计民生基础保障的重要经济组织,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运行和国势昌盛,其稳健发展无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导向的市域社会治理及多主体协同的路径优化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框架之下,后者之于前者具有战略和实践层面的引领意义。从理论逻辑看,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战略地位,对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合作共赢的开放治理格局具有推动作用。从实践逻辑看,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协同,要求在推进治理要素、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果。在理顺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梳理出市域社会治理的客观诉求,认为实现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需要以多主体协同为切入点,并针对性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多主体协同的路径优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