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一组概念框架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基础与治理支撑。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组概念框架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五边形,即治理价值观、治理观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绩效;国家治理的两套秩序,即自觉治理秩序和自发治理秩序;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部分,即有道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六大体系,即党的全面领导体系、国家权力分工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地方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五大系统,即决策系统、执行系统、支撑系统、监督与制衡系统、风险控制系统;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场域,即宏观域治理现代化、中观域治理现代化、微观域治理现代化。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与实践在世界各国中是极其独特的,由此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论坚持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因应历史和时代变化,走出的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其重要内容,也是确保现代化顺利展开的重要支持。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和对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经验创造性转化的有机结合,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鲜明特征。整体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确保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不断释放制度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抓好重点领域中重要关系的调整改革,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分析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三重逻辑:由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由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由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的历史逻辑;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吸取国外治理教训的思想逻辑;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的实践逻辑。这三重逻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亮色与特色。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情境治理的法治范式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催生了日益复杂的治理形势与日趋多元的治理需求,对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效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具体情境的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情境治理秉持着对治理有效性与长效性的追求,存在着价值与技术的逻辑界分,既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亦能够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完善。通过现代化进程中情境治理的典型模式比较与领域样态考察,解析情境治理的基本类型和方式,探查情境治理在不同模式和领域的共通性经验。情境治理的实践范式存在着政策性、即时性和“个案式”导向,需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予以调整和匡正。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优化情境治理的要素结构,以“回应型法治”整合多元主体,以“发展型法治”充实规范体系,从结构、主体、规则等维度系统性地将基于具体情境的治理范式升华为更具普适性、规范性的法治范式,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分领域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后有显著的国家治理逻辑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内在地嵌有媒体融合逻辑需求。媒体融合实现媒体与社会和国家同构助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耦合,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认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擎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提供目标和方向。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该文结合惠州市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现状,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审视和剖析当前惠州市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问题,并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对于化解当前惠州市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困境,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式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内涵要义、现实图景与推进方略

乡村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应有之义,而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则是乡村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式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基于乡村教育发展需求以及乡村教育面临的困境,依法有序地通过协商、参与以及善治,保障乡村教育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当前,中国式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城市标准”治理价值取向、分散式治理过程、静态治理措施的现实困境。实现中国式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并运行“政府主导作为+社会有效参与+学校主体能动”三位一体机制,促成乡村教育发展的“善治”“共建”“共享”格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智慧城市发展推动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

智慧城市发展推动城市体育治理研究有助于夯实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续中国式治理现代化思想,秉持中国式体育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价值起点,以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实现依据,以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城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对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推进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体育数字化建设”“加强智慧体育城市发展规划”“创新智慧城市体育治理模式”“推动智慧体育城市数字/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和“加强智慧体育城市的法治建设”等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期为推动中国式城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进路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在基层的具体体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农村社会治理社会性、公共性和共生性的现代化新内涵,贯穿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准向度及其现代转型中。经济质量、民生质量和社会质量作为乡村治理运作促进高质量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标准,推动乡村供给质量精准化、组织动员网络化、利益关系规范化以及技术工具数字化的整体进程,将农村社会治理的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益。因此,农村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是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构建来实现框架,调整功能定位,实现对村民多元需求的整体性回应,培育更大的治理成效。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历史审视、理论创新与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从历史维度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发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治理思想、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实践的历史进程。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新征程上,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坚强保障、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实践议题、以“实现中国之治”为价值追求。从实践维度看,要通过坚持科学治理、完善民主治理、提升智慧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基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民健身整体性治理经验与展望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分析全民健身整体性治理现状、经验,并提出展望。治理现状:初步形成全民健身整体性治理体系,全面回应全民健身服务转型发展的需要,整合开创共建共治共享现代化治理新局面。治理经验: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促进人民健康的治理目标明晰,强调治理机制的灵活性,治理手段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展望:健全责任机制,促进治理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创新无缝隙整体性服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完善协调整合机制,突破壁垒限制;倡导信息技术整合应用创新,优化服务质量。

资源配置、国家治理与中国式财政现代化

从资源配置的系统结构认识财政,财政是政府以公共权力进行的资源配置,是连接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配置资源的媒介,关注的是“联系”,资源的“来龙去脉”。国家治理是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的有机体,财政治理是协调处理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治理系统之间的秩序,强调的是“界限”,治理规则的确定性,关键是财政自身的治理,即预算机制和预算能力。现代财政就是公共财政,预算规制秩序之中运行的财政,财政现代化就是财政公共化。中国式财政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是“公共权力+财产权利”即“双元结构财政”,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领域主要是市场效率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社会领域主要是社会保障的公平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负担分配;政治领域关键是制约支配资源配置的公共权力。

中国式现代化导向的市域社会治理及多主体协同的路径优化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框架之下,后者之于前者具有战略和实践层面的引领意义。从理论逻辑看,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战略地位,对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合作共赢的开放治理格局具有推动作用。从实践逻辑看,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协同,要求在推进治理要素、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果。在理顺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梳理出市域社会治理的客观诉求,认为实现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需要以多主体协同为切入点,并针对性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多主体协同的路径优化举措。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超大规模城市末端治理路径探究——理念意涵、现实问题与数智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超大规模城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均具有指标性意义与目标导向性。超大规模城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使末端治理模式在其城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与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不相称的是,城市末端治理的滞后性、超负荷、“碎片化”等问题愈加突出。而引入数智化新理念,实现“数智赋能”,则为超大规模城市补齐补强末端治理能力短板、持续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城市资源共建、共享、共治,切实提高公众归属感和幸福感开辟了新思路,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