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质和本土在场:印尼华文诗人冯世才的写作

引用和改写中国古典诗句来抒发印尼华文诗人的本土乡愁,是冯世才诗歌创作的特点之一。这种”中国性质”与印尼本土在场杂糅的写作方式,也是印尼华人文化身份表现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印尼华人与祖籍国之间形成深刻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独特的地域性存在,又使得印尼华人文化身份的表现显示出与传统的断裂和差异。进而,在延续与类同、断裂和差异的双重层面上,印尼华文文学所探索的,是跨文化、非族裔本位中心却依然具有现实抗衡力量的新的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性质”的出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固有的、内在的根本性质和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内在依据和根本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性质”究竟从哪里来、何以存在、如何存在、怎样实现?需要立足当代经济政治结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性质”的逻辑根源;立足文化的创造主体、阶级立场、核心内容和客观实践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性质”的逻辑表征;立足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文化自觉和文化包容、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的统一,从逻辑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性质”。从理论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性质”的出场逻辑,对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半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著名学者陈翰笙组织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从当时中国最急迫的农村问题切入,在无锡、保定开展深入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散、捐税负担较重,农民受到地租、高利贷等的多重剥削,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由此证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

留学生群体与1928—1936年间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从1928到1936年,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基本观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留学生群体与这次论战的起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著,成为这次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在论战中,留学生群体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上阐述了进步的观点,引导了论战的主流方向。此次论战对于弄清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推动当时的中国革命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而留学生群体作为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为了要深入地阐发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将"中国经济"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构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概念,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研究思路,确立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并且也使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形成为一个鲜明的经济学派。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不仅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浅析《中国农村》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变迁呈现出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演进路线。《中国农村》积极参与并主导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在论战中厘清社会性质,对于推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后来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试论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认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因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以及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意义而备受重视。何干之认为,"论战"是中国革命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探寻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平台和制定未来中国革命策略的前提。由于对"论战"认识偏向于政治性,导致认识的学术性的缺失。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成书于抗战时期,该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积极准备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从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正确分析和科学判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论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等根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在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挑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面对当前马克思主义遭受严峻挑战的重大形势,运用这场思想论战所折射的历史智慧来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应做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守护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中国最流行、最具吸引力的学说,引领社会和时代之先。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之资本主义社会说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派别和个人比较多。他们高估中国资本主义力量,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持资本主义社会说的主要有两大派别,最具代表性的是托派。托派观点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苏联托派是资本主义社会说的提出者,陈独秀是中国托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见解是中国托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在托派中持最极端最片面观点的是"动力"派,刘仁静的观点则离客观现实最近。资本主义社会说作为直接对立面,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到了催生作用。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分期的思考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时间还不长,所以有一些基本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属于历史学科,其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要综合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据此,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共产党组织出现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这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理论形态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这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形态的时期。

茅盾创作《子夜》受到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在创作《子夜》时受到它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他的创作绝不是主题先行的。

中国大陆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象对待卖淫、赌博等丑恶社会现象一样,严厉打击清除了黑社会犯罪。解放后短短几年,猖狂泛滥的黑社会犯罪便在大陆消声匿迹。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出现了黑社会势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或称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所谓“带黑社会性质犯罪”,指某些集团犯罪已具有黑社会犯罪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集团犯罪之上,向黑社会犯罪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比一般集团犯罪严重,不及典型的黑社会犯罪。因此,当今中国大陆研究犯罪问题的学者及司法部门对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犯罪经常使用上述的概念。

试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内容及意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国思想政治战线上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也称作中国社会史论战。它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等根本问题。它不仅是一场学术论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通过论战，使更多的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论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国古代民众何以普遍贫困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曾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等问题,争论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奴隶制、封建制的特征和分期、中国社会是否进入资本主义等问题。这些讨论试图套用欧洲模式来解释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由此造成近百年来多种观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财富是权力的目的,权力是财富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古史话语体系的建构——从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谈起

黎虎发表于《文史哲》2020年第1期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论纲》),以本土化语汇概念,对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这一重大史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阐释,为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下简称“三个中国”)古史话语体系、掌握古史研究话语权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论纲》主张厘清“舶来”话语的是非正误,乃是建立“三个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古史话语权的前提;《论纲》主张准确揭示中国古史的矛盾特殊性———“权力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及其主要矛盾关系,乃是建构“三个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古史话语权的根本;《论纲》主张运用本土固有词语概念进行表述,乃是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史学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和必要组成部分,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论纲》及其学术贡献表明:运用本土固有词汇概念,不仅能够建构“三个中国”的古史体系,而且能够真正有助于掌握史学话语权。

中国古史分期的建构与社会性质新论——从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谈起

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一文(简称“黎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中国历史实际为准绳,对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全新而科学的阐释,为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重大突破。黎文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事实进行有机的结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学术的创新和突破奠定正确的政治基础;二是从宏观上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三个时代,在研究中将三个时代上下贯穿,实现了“通古今之变”;三是抛弃传统观点束缚,从历史事实和中国历史特殊性出发,合乎逻辑地界定和论证了“三个时代”的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形成创新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从而“成一家之言”;四是响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号召,立足中国本土,使用中国固有词汇和概念进行论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关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