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人三度出场

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以下简称《堤坝》)到《情人》(1984)再到《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后半辈子,漫长的四十余年间,中国情人在她的小说里三度出场。《堤坝》法属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東埔寨东南部地区)的一家穷白人,由于没有向地籍管理局官员行贿,穷寡妇十年的辛苦积蓄化为乌有,租借了一块完全不能种植的盐碱地。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及意义

七夕节当下正经历着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重构。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这一文化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它有效帮助七夕节摆脱生存困境,促进了节日的重振复兴;中国节日体系中从此增加情人节的设置,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由于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七夕节的重构,客观上促进全社会进行特定的文化反思的。当下七夕节的文化重构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未来七夕节应该是情人节、乞巧节乃至小人节等更多节日主题在同一时、空间共生共荣。突破单一情人节的遮蔽,实现多种节日主题共生共荣的重要路径是七夕节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和目前仍然活跃的地方七夕节俗活动一定程度的普遍化。

“中国情人”形象塑造中的文化想象——以杜拉斯小说《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为例

玛格里特·杜拉斯作为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她作品中的"情人"故事一如她多彩的情爱生活,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在法国,她的作品因其形式的现代化和内容的边缘化(异国故事)却较少引起读者的重视,也少有评论界的深入研究;就国内研究现状看,基本把她的小说定位于正统小说的边缘地带。这一现象与同样是涉性的法国作家的昆德拉的研究情形形成明显的反差。本文的探讨受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他者"形象认知中文化想象理论的启示,从作品"情爱"故事本身的解读出发,阐释了"中国情人"形象所寄寓的较为复杂的深层文化关系,并试图以此对"杜拉斯热"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给出一种泛文化解释。

杜拉斯小说《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析

《情人》是杜拉斯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经典小说。小说中的异国形象充满神秘复杂的韵味,作者利用想象和异化的手法呈现出“他者”独具特色的形象特质。而通过梳理其笔下“中国情人”身份、性格和行为等形象特质,探讨作者隐藏其中的想象和异化,发现中国情人的异化特质不仅是作者主观因素地投射,其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同时,通过对作品中“中国情人”这一他者形象的解析,揭示出异国对中国文化存在的误读和想象。

杜拉斯作品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读

杜拉斯作为生长于亚洲的欧洲人,其对东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由于受法国整个社会对中国集体想象的影响,在每个历史时期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形象都有所不同。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为基础,分析《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由中国男人形象的演变所折射出的每个时期法国社会对中国的欲望和态度。

想象与重塑——论杜拉斯《情人》与《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对“中国情人”的书写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作者对她与一个中国人的爱情故事的书写,本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认为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异域形象,表达了对他者文化的向往。

信息化时代中国传统节日在大众传媒下的传承——从七夕到“中国情人节”

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社会的更新变革,我国的传统节日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节日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变得微弱,"七夕"就是其中之一。而当西方情人节被带到我们国家之后,七夕节才被冠以"中国情人节"的头衔而被重新提起。而在这样的一种节日内涵的改造运动中,传媒无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本文将对"中国情人节"走红的原因做简要的解析,并且对大众传媒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影响进行阐述。

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论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越南出生并生活了18年。这种特殊的生活背景对其作品影响很大,构成了作品之外的潜在文本。论题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文化想象理论及作家生活经历,从作品"情爱"故事本身的解读出发,阐释"中国情人"形象所寄寓的较为复杂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关系:1.个人身份的寻求与文化认同,作家游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2.法兰西民族对东方的欲望想象及投射,东方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3.多重语境下的文化关联及其融合。

杜拉斯《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读

杜拉斯作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身份的法国女作家,通过对以往生活经历的重新塑造,在作品中呈现出鲜活的“中国情人”形象,这也正是作者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的衍生品。透过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的形象进行解析,可探寻形象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

三月三——中国的情人节的倡导与考释

我国夏历三月三上巳节,是中国古代典型意义上的情人节。笔者在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对上巳节的源起及流变,上巳节的祭高禖求子嗣、祓禊驱灾、会男女等节日内容和我国目前该节日的现状及心理认同感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首倡三月三为我国自己的情人节。

论杜拉斯后殖民话语中的中国情人形象

《中国北方的情人》是杜拉斯在《情人》之后创作的另一本叙述中国情人和白人少女爱情故事的小说,本文把两部作品置于后殖民话语中来进行比较分析,既论述了这两个情人形象的共同点,并论述情人形象转变后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个转变既是杜拉斯的流散身份与杂糅的边缘文化以及她在种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形成的"混合体"外化的表现,又反映了她对殖民主义厌恶的看法。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现代转型与应对策略

七夕节经历了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现代转型,在节日内涵、民俗活动和参与主体等方面均有体现。七夕节现代转型的内部原因源于其本身乞巧内涵的不合时宜和爱情内涵的发展,外部原因则源于现代社会转型和外来文化冲击等。面对七夕节的现代化转型,应在继承传统、古为今用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对外开放、兼容并包。

三月三,中国情人节溯源

夏历三月三日上巳节,是中国古代典型意义上的情人节。笔者在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对上巳节的源起及流变,上巳节的祭高禖求子嗣、祓禊驱灾、会男女等节日内容和我国目前该节日的现状及节日文化心理认同感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首倡三月三为中国自己的情人节。

论玛格丽特·杜拉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中国元素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导演。杜拉斯的多部文学作品均对东方有着精彩的描写,本文以杜拉斯的作品《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为例,聚焦于情人形象与中国城的描写中,着重分析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的特点与意义。

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情人”形象——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1950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84年出版的《情人》和1991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都描写了同一段情感故事中的同一个情人。但是,在三部作品中情人却出现了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种族身份。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其形象变化不定背后的种族因素。

追思的情人 丰满的形象——从《情人》到《中国北方的情人》的人物形象赏析

《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代表作品。该作品中的自传因素,以及中国情人的形象一直是中国读者的强烈好奇点。作品情节简单,人物也不多,但其中蕴含的感情纠结而深沉,剪不断理还乱。文章尝试从两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人手,分析了人物情感及作者的写作意图。

解读《情人》及其人物间的情感关系

《情人》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越南的跨国恋,不同的文化和教育造就了两个主人公的迥异性格。而在这份恋情的背后,不可避免地有来自两个家庭的制约。他们的这段感情也就是在这种夹缝中悄然进行。

时空中穿行——杜拉斯两部“情人”文本的爱欲言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互文性,这一特点在《情人》(1984)与《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中尤为突出。两部小说互为镜像,讲述相同一个故事也表现相同的关于爱欲的主题。然而在行文风貌上,这两部作品鲜见重复之处,而是自成一风,各自表现出爱欲主题的不同切面。《情人》重在时间维度的描写;《中国北方的情人》则长于空间维度的刻画。

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节研究

在作品中创造东方人物形象时格丽特?杜拉斯一直以西方对东方的看法作为基础,在她的作品中东方形象总是表现为怪异、落后和野蛮,导致了杜拉斯产生了这种看法是因为杜拉斯拥有双重的文化视野并且她拥有强烈的种族意识,这也是杜拉斯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杜拉斯创造的三部作品《太平洋堤坝上的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也被称为杜拉斯“爱情自传”的三部曲,其作者/叙述者后来对“中国情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是由于这些小说中对法国女子和中国男子的爱情故事和中国情人的书写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形象,本文从比较文学意象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认为“中国情人”是上述三部小说中他者共同塑造的一个重要形象。

海南三月三节庆旅游发展研究

海南三月三旅游节事的发展对于带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曾为中华民族共享的节日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内涵:追求美好爱情,将其定为中国的情人节合情合理。节事活动应以文化活动为基础,商贸活动为延伸;注重游客文化体验的真实性,推动节庆旅游向纵深拓展。办节模式应在政府主导基础上,适时适度地引入市场机制,使节事组织更专业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