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

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意识形态全球化、西方“和平演变”、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多元文化激荡冲突、利益分化等内忧外患倒逼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社会转型后结构性失衡、精神“虚无”助长功能性失衡、意识混乱加剧认知性失衡、技术革命引发传播性失衡等矛盾凸显。因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向度应从实现结构性平衡、功能性平衡、认知性平衡和传播性平衡四个方面展开,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顶层设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一个研究框架构建的尝试

新制度经济学有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看,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基于这一基本前提,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基本框架包含: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变;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与透析;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威胁,要在着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同时,构建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普世价值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读吕国忱《时代焦虑的哲学转向》所想到的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普世价值论自身本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构成威胁。从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的攻击,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通过各种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企图颠覆我国政权。新时期对普世价值理论批判来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构建显得很有必要。

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探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掌握大数据的基本特征,积极利用数据预见未来,对维护与防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有以下几方面:加强大数据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提升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大数据时代的道德体系建设、把握大数据时代的舆论导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