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受到强烈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兴起。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并为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外贸升级;坚持开放发展,实现互惠共赢;坚持包容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

世界油气资源格局与中国的战略对策选择

本文以世界和中国油气资源赋存、分布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世界和中国油气资源开发与供需的基本态势和变化趋势,总结了中国利用世界油气资源的背景和基本格局。提出中国的战略选择对策:以和平和协商为主要方式平衡世界能源输出、消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关系,全面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工作,坚持油气资源利用多元化和来源多元化的原则,全面参与油气资源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坚定不移的建立和实施油气资源战略储备,强化利用世界油气资源运输的保障能力建设。

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竞争的矛盾冲突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文章分析了围绕里海地区资源控制权和地缘政治主导权的五大矛盾冲突,指出各种势力在该地区争斗、博弈的态势及进一步演化的可能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介入该地区油气资源竞争、取得地缘战略利益的战略选择。

美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懦夫博弈论析--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方案

叙利亚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已超过7年时间,至今仍然难以看到和平的希望。美俄两国相继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并深陷博弈的困局。本文在适度修正懦夫博弈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美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四种博弈结果:既避免出现真正的美俄共进,又无法实现彻底的美俄共退,而陷入俄进美退、美进俄退相互交替的博弈僵局。美俄在叙利亚危机中不同的博弈结果将对中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前提条件下,中国最优的战略选择是中国作为第三方调解人促成"美俄共退方案",次之是"俄进美退方案",再次是"美进俄退方案",最次是"美俄共进方案"。

21世纪以来的金砖国家与非洲——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以及一体化的推进,非洲逐渐改变了冷战结柬初期被边缘化的不利境地,国际地位有所提升,非洲复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非洲复兴的动力主要来自非洲内部,但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发展与深化直接推动着非洲的发展与复兴。同时,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面临着许多挑战。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有利于世界的均衡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中国应该大力推进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这样既可以减轻中非关系的外部压力,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又有利于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占据道义高地。

美国深化同盟体系的新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以同盟集团的力量对中国展开竞争和对抗,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同盟国关系和在印太地区对抗乃至围堵中国的举措,已经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对此,赵全胜教授领导的“海外华人政治学者”学术团体的部分学者,从多角度进行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高度的追踪分析。本刊选择其中6篇评论,经作者对其初稿进行修改,集结成本篇“笔谈”以飨读者。

蝴蝶效应——越南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越南海权战略建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亚太军事安全战略调整的契机,通过调整国家军事安全战略,把海(空)军现代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地位,构筑一体两翼防御体系;军事战略方面东面南海反介入(Anti-access strategy),西南控扼马六甲威胁海上战略通道;外交战略方面积极开展多边平衡外交,构建南海利益共同体;立足于《联合国海洋法》等国际法基础,在联合国框架下构建南海多边治理结构。越南海权战略的构建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南海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威胁中国南海海洋战略通道安全,加剧中国海洋战略环境的紧张态势,进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空间。

当前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

本文在确认冷战后中国现有的有利的战略安全地位、多极化世界格局中中国政治分量的提高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同时，探讨了对外战略环境中几个不利于中国对外战略利益的问题，如中美关系疏远问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国防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及对台政策问题等。作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时，需要冷静思考和权衡。

优化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战略路径

丁宋涛、刘厚俊撰文《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的东亚生产网络：演化规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指出，自世界银行发起“东亚奇迹”的讨论以来，东亚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雁行假说”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分工，直至东亚生产网络都在试图解释东亚贸易高速增长的模式。

中国农村信用社战略管理分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为农村信用社带来了发展机遇。面对机遇,中国农村信用社需要从战略层面重新思考自己的经营、管理策略,在转型升级中抓住机遇。从战略管理的基本概念、特征、方法入手,结合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战略管理现状及内外部环境,分析了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战略选择。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将发生改变,贸易治理赤字问题将更加突出。要理解后疫情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破”与“立”“替”与“补”,就必须以史为鉴、以理为由,深刻挖掘全球贸易治理背后的理论逻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以多边主义不变性支撑定力,以贸易治理新发展保持活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

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WTO的发展更加完善。但是在WTO当中所推行的多变贸易体制接连收到挫折,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却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为了的使得经济环境得到优化,并且将国际地位进行提升,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为了加速自身的发展以及良性竞争的一个重要趋势。因此,在当前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验进行借鉴,从而提升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合理。基于此,文章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及我国的策略选择进行简要分析。

国际经贸秩序变革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1世纪的国际经贸秩序正在经历着权力结构和经贸规则的双重变革。"南升北降"的均衡化趋势使得中国大有可为,而新旧经贸规则并存的现实,使得中国需要重新进行战略规划和制订应对策略。据此,中国在内部进行自贸区实验,在外部积极寻求加入投资贸易自由化谈判、深化与周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以破解美欧日控制世界经贸规则制定、主导国际经贸秩序演变的困局。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快速增长

李善民、余鹏翼撰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模式及战略选择》指出，在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也表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未来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各国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经济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全球发达国家、资源类国家和新兴制造类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展中的位置更替与利益博弈复杂多变，全球治理结构和全球化规则面临国际制度重构。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和国内产业并购重组支持政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寻求国内产业并购重组和海外并购。

地区政治与中国的基本战略选择

本文试图澄清地区政治的基本类型及其背后隐含的战略实质。文章总结了"地缘情感优先"与"国家独立优先"两类政治运行方式,进而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地区合作政治与泛地区政治两类政治战略,由此为中国在实践中的基本战略选择提供了学理上的启示,即坚持地区合作政治是中国实现地区目标的根本途径。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化"潮起潮落",全球结构性权力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全球结构性权力加速演变的背景下,分析全球结构性权力的演进逻辑,诠释全球价值链对结构性权力理论的拓展,对于正确理解大国博奔、准确把握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重塑未来世界权力结构体系至关重要。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思考

主要出于几方面的基本原因,“ 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权势有了最新的更进一步增长,其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出现了新的跃进式扩展,无论就地理范围还是就问题领域来说都是如此。这一事态以差不多空前的尖锐程度,提出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可以明确预见的一个未来时期里,能否在世界政治总体及其各主要局部上真正成功地制衡美国的过大优势和强权政治?历史实例考察和理论分析都提示,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情况下,中国不要“当头”,不要冒失,而需要认真考虑、试验、采纳和优化总体制衡以外的大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后一方面特别包括下决心全面和大幅度地改善和建设军事力量。我们在这两方面需要做的一切,除了其他根本性的目的以外,是为了准备迎接在较长远的未来必定会到来的总体制衡的大历史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