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艺术特质视域下的“中国抒情传统论”省思

"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者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建构实际上为"中国抒情传统"建立了一个属于创作层面的"感兴"论述。这一论述不但没有认真对待中国抒情诗艺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而且忽略了中国诗学传统建构后的广阔文化背景。"感兴"论述属于中国抒情传统艺术特质层面的建构,而不应该归属于艺术本质范畴。抒情传统只是"平行研究"视域下中国文学的一个"异质性"层面。中国抒情传统要在艺术特质层面尽量呈现其多面向的变迁,否则容易造成虚假的"超概括"。艺术特质是反思"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有效凭借。

“新潮”的发轫——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建构路径及意义

作为“中国抒情传统”学术谱系的话题提出者和理论奠基者,陈世骧阐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陈先生于文本形式细读中阐发作者微言大义、以西方文艺理论融通中国考据学研究、中西比较以创建新的体会和辨识,诸种“撮评旧论,希辟新程”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港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有着“新潮”的发韧作用。

先秦两汉情感言述所昭示的中国抒情传统

《诗经》和汉乐府,大都可以抽绎出"本事"。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却重在"发"而非"事",往往舍"事"重"发"。汉末以降,身属"士——官僚"政教体系的文人成为社会活动主体,他们接续舍"事"重"发"的艺术构思,把诗当作抒发个体情感的手段,"良用叙我情",希望以个体遭遇折射时代,抒情诗体成了承载个体"我情"抽绎的首选,而对叙事诗体的把握,也是重"感事"而非"叙事"。偏于主观表现的先秦两汉情感言述实践奠定了中国抒情园地的基本格局。

意志哲学、中国抒情传统与现代浪漫主义关系研究

19世纪中期德国意志哲学思潮兴起,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价值观念得到进一步确立。以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意志哲学进入中国,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质。本文从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生命意志的浪漫呈现和抗战时期文学的抒情方式等方面入手,以五四前后文化先驱对于意志哲学的吸收和转换为实例,阐明意志哲学、抒情传统和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呈现意志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实际影响。

中国抒情传统论谱系的“三代六群二系”说

自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经高友工之发扬,王德威之鼓吹,"中国抒情传统"论俨然当代显学。"三代六群二系"为各抒情传统论者自认、他认或追认的对中国抒情传统论述有创见的参与者。一共有二十二人得入抒情传统论述之谱系。就身份来说,有诗人、作家、学者甚至有曾入仕的文人。而从涵盖的范围来看,涵盖了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欧洲、北美、马华的汉学家或研究者。

跨文化语境下高友工的中国抒情传统与唐诗研究

跨文化语境下,海外汉学家高友工教授构建了以"中国抒情传统"为鹄的的中国抒情美学理论史谱系,该谱系跨越了中国美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涵盖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中国文化的表达模式及其中国文学的美学特质等诸多层面,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而他的唐诗研究,则是宏大叙事下一种与前者相互激发、并行不悖的个体书写。

华裔作家哈金、裘小龙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之抒情传统

哈金和裘小龙作为华裔新移民作家代表分别因现实主义和侦探小说出名。两者小说皆有诗歌引录,具有中国古典小说“以诗抒情”的特点,注重创设诗意,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引录诗歌”“自创诗歌”“化诗入文”;二者以诗抒情区别主要在于宏观选材引录习惯和微观选词。在皆用清新意象制造诗的意境的同时,哈金倾向引录叙事类、写实性较强的诗歌,而裘小龙往往引录描写性、抒情性强的诗歌;在选词上,哈金一贯坚持语言简约性;裘小龙小说则善用押韵制造乐感,使用大量感官形容词,且其小说“诗”“文”相间模式高度程式化。可见,以哈金、裘小龙为代表的华裔英语作家虽然以英语为西方读者创作不同类型风格的小说,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再现了祖居国古典小说“诗文相间”的文体特征,彰显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抒情传统。

时间意识与中国抒情传统

以时间意识探寻中国文学传统是海外汉学进行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自20世纪中叶起,陈世骧、刘若愚等汉学家持续地把主观时间视为一种学术方法,用以揭中国古典文学特质,生发出了中国抒情传统。近40年来,此一研究视角不断被学界拓展,显示出特有的学术史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建构、深化、反思:论北美“中国抒情传统”学说的发展脉络

1971年旅美华裔学者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上以《论中国抒情传统》为题进行致辞,引起广泛关注。陈世骧承'五四'学脉,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首倡'中国抒情传统'论;随后高友工'接棒',利用中西学术资源对'中国抒情传统'学说进行理论奠基和体系搭建。此后,该学说迅速在北美、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掀起三波发展浪潮,形成强大的学术影响并完成谱系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台湾、香港、大陆等地相继有论者对此说进行冷静反思与总结评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北美'中国抒情传统'学说呈现出建构、深化、反思的发展脉络。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述论

中国抒情传统是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比较诗学研究下的论题。自陈世骧提出这一论题以来,出现了众多接续论述,涉及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方方面面,俨然形成了一个学术谱系。本文旨在对中国抒情传统进行一个初步定位,阐述其研究脉络,确立其理论价值,从而为当下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二十年

梳理自1996年"中国抒情传统"入境至今近20年的相关论著,在历时性维度下,以2008年和2011年为界,将国内抒情传统研究分为兴起、发掘和深化三个时期。认为第一阶段(1996-2007)的抒情传统研究主要是在美学框架内,对海外抒情美学理论进行历时性介绍,并关注其形式倾向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第二阶段(2008-2011),在王德威影响下,国内学者对抒情传统与现代诗学的关系进行了艺术批评、文化史层面的探究;第三阶段(2011至今),多数学者将视角转向现代性视域下的抒情传统论述及文学批评实践,其中不乏对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理论建构合法性的质疑。目前国内研究存在单一化和重复化、缺乏艺术整体层面的综合研究、缺乏自身独特性及实践效用不足等问题。

宋词与中国抒情传统的美学发展(下)

六、用典的美学争议诗跟词的关系,一开始我们从"诗词分家"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举一些例子来说。这里牵涉到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宋词。比方说用典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一般用典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出典,那就妨碍了你对这首词的欣赏;当然现在有很多选本也会解释这是出自哪个典故。

中国抒情源头之辨——论高友工对《古诗十九首》文学史意义的再阐释

对于中国抒情诗的源头,海外华人学界主要有"起于《诗》《骚》"和"起于《古诗十九首》"两种认识,前者以陈世骧为代表,后者以高友工为代表,颇具可比性。在"中国抒情传统"建构的视野下,高友工以《诗经》为参照域,聚焦于文体分析,历史性考察《古诗十九首》在"自省模式"和"五言诗体"等方面的形式创新及其对中国抒情诗的源头性影响,不仅重新定义了《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价值,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抒情诗的美学特质。

凤凰如何涅槃?——早期郭沫若文艺思想的传统起源与观念再造

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研究已突破片面强调西方影响的窠臼,特别是早期郭沫若文艺思想的传统起源日益受到关注。陈世骧提出的“中国抒情传统”,更是为探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与传统的联系提供了别样视角。1925年出版的《文艺论集》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总结性著作,它隐现着早期郭沫若与中国抒情传统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虚静”“气韵”“诗教”等传统概念深刻影响了郭沫若;另一方面,郭沫若积极再造出“活静”“节奏”“全圆”等深具个人兼时代风格的文艺概念,倡扬“有情”的宇宙观、“抒情”的诗学论和“大我”的社会说。早期郭沫若在“复归”中追寻“进步”的身姿,为五四“新文学”的再理解开启了新的可能。

叙事與抒情:《紅樓夢》詩學中的風格論

《紅樓夢》乃説部第一之傑作,叙事宏大複雜而精妙入微,卻又是抒情傳統的絶佳繼承者,詩歌作為文人最主要的抒情載體,在其中發揮了説部前所未有的功能,包括其他小説所無的"起結構作用",而有機地參與了叙事範疇,與人物塑造相互作用,堪稱叙事與抒情的絶妙匯融,更使之成為紅學的重要議題。於緊密結合叙事與抒情的《紅樓夢》中,曹雪芹幾近全面地提供了完整的詩學呈現,也包括了風格論述。透過中西風格學的視角,本文一方面從形式因的幾個方面入手,分析作品的詞藻、句子結構和句法、韻律的格式等現象;另一方面則從動力因的範疇,分析作品中所展現某種獨特的世界觀,亦即"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一種對社會生活世界的觀照或對生命存在的感知。據此可以進一步足成《紅樓夢》的完整詩學體系,並使《紅樓夢》的抒情性更形朗現。

张错自译诗歌的中国性与民族性辨析

张错1970年代之后创作的诗歌以中国性、民族性、独特的用典和精确的用词享誉中国诗坛,尤其是台湾地区诗坛。然而,其自译诗歌,在北美诗歌及北美中国诗抒情传统的范畴里,诗的中国性内涵因译介选择被狭隘化,诗在台湾新诗语境中具有的独特诗性被削减。但是,由于英译诗虽然脱离了原文的诗歌与语言语境,却并不彻底;又由于诗人一生经历过许多曲折,其精神归依慢慢呈现出复杂与多元化倾向,因此所生的立场与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由此,其英译诗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现,那就是诗人中国式诗思及其在英译诗中的体现参与了诗的世界性建构。

林语堂与当代诗学

林语堂的诗学主张与当代诗学研究存在不少汇通之处:第一,"中国的人文主义"以先秦人性论哲学作为依据,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做了深刻批判;第二,"生活的艺术"在美感与快感之间秉持一种中庸之道,在当前"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背景下,值得我们借鉴;第三,林语堂诸如"性灵""抒情哲学""单音主义"等论述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建构相关联,在中国现代抒情传统的知识谱系中应有林语堂的一席之地。

《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

周瘦鹃是民国时期通俗文学"礼拜六派"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出版家和电影评论家。本书以周瘦鹃的人生与文学的爱情世界为主题。在思想上他实践"新旧兼备"的改良主张,将国粹与西化熔于一炉,鼓吹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推进都市建设新秩序。小说创作颂扬"高尚纯洁"的爱情,谴责社会黑暗与不公,同情妇女与弱势群体。形式上文言与白话并重,传承中国抒情传统,借鉴西方小说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