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友工与“中国抒情美学”的海外建构

海外华人学者高友工的"中国抒情美学"论述是"中国美学现代阐释"议题下的一个典范个案。高友工对西方学术传统的深入思考和拒绝同化,对"中国抒情美学"的有意阐发和自觉建构,构成其传统文化认同的一个见证。通过聚焦语言-形式批评、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西差异视域下的阐发研究、从中国文化的大历史脉络整体考察中国美学特质等代表性的论述策略,高友工的"中国抒情美学"论述不仅为中国"抒情学"研究奠定了基本范式,阐扬了中国美学的"感性"传统,还肇始了海外华语学界持续四十多年的"中国抒情传统"研寻热潮,并深化了学界对"中国艺术精神"这一现代美学命题的认识。

虚设的史观——高友工跨艺术门类建构的“中国抒情美学理论史”

高友工跨艺术门类建构"中国抒情美学理论史"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借鉴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的"四次转型"论,历时性梳理中国抒情美学史之萌芽、奠基、实践、综合、式微的流变过程;二是综合历代乐论、文论、书论、诗论、画论共构"一个较完整的中国美典的发展",可谓既历时性地交待了中国抒情美学史的发展轨迹,又共时性地展现中国艺术精神的跨艺术门类版图。但遗憾的是,高友工跨艺术门类建构的"中国抒情美学理论史"却是一个虚构的预设,不仅与其抒情美学理论的相关论述矛盾,这么宏阔的进化论史观根本无力描述中国各艺术门类的发展实际。其洞见与不见都有待学界反思。

批评逻辑与意义探究——台湾“中国抒情传统”论争的反思

“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在台湾历经近四十年的热议之后,2009年突遇“热讽”。批判的矛头直指此一学术谱系的理论奠基者高友工先生,龚鹏程以“戏论”“谬说”评价其学术观点,颜昆阳以“死路”“绝路”定义其研究方法。高友工在“形式”能够体现“精神”这一背景下,试图将“体类美典”与“文化美典”两大论述路径融合统一到对中国美学的阐发中,这种学术意图未被龚鹏程认可和理解,造成了龚鹏程的“戏论”之说。颜昆阳和高友工关于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差异理解是二人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龚鹏程、颜昆阳“苛评”高友工,使用了以不同观点驳斥对象论述之失误、反证说明对象论述之偏颇、先将对象论述绝对化再指陈其失当的三种批评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当下学界颇具代表性。二位教授对高友工的批判虽然“矫枉过正”,但对于“中国抒情传统”议题的持续传承与开放讨论自有其学术史意义。

论海外华人学者高友工对西方中国文字论的修正

语言高于文字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认识。西方存在一条讨论中国文字的潜流,或将中国文字看成非我族类的'异端',或将中国文字看成疗救病痛的'解药',叙述立场从来就不是客观的。费诺罗萨、庞德对中国象形文字作为诗歌媒介优势表达性能的论述,高度推阐了中国文字的诗性价值,却仍逃不脱'以西释中'的观照视野。海外华人学者高友工在西学传统中讨论中国文字,一方面对西方传统认识提出修正,一方面以中西比较、二元比较为论述框架,从中国语言(文字)角度,重新思考了中国美学何以走上抒情的主流道路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