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多元一体"理论影响下编纂的中国民族史撰述,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理论架构,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民族史著作则在有关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具体叙述中,展示出各民族如何共创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民族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补充、丰富了"多元一体"理论。这标志着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下的中国通史撰述

“九一八”事变后,“书生何以报国”这一问题时刻萦绕在史家心中,“为学问而学问”的新历史考证学被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所代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从历史深处揭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指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激励国民爱国心与增强民族自信力,成为史学研究者实现报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下,中国通史撰述再次出现高潮。

分期与断限: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中,对"古史"有多种表述方式,大致为:"三段分期法"中的"上古史","特征分期法"中的"古史","断代史"中的"先秦史","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古史"。不同表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隐含着史家对于"古史"的不同认知。在不同的中国历史撰述之中,"古代"一词的内涵及"古代史"所指的时间范围也有不同。使用"古史"一词,不应以今日通行的"古代史"概念统称,而应返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形和文本语境中。回顾和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对"古史"的不同表述,不仅对当今的中国古史编纂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建构中国特色的古史观的理论结构和知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缘于史料观念的转变、疑古学说的刺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学术使命,考古学兴起之后,旋即受到民国时期史学界的重视,并且考古材料被运用于古史书写之中。当时的史前考古成果打破国人上古黄金时代观念,“拉长”了中国古史,由此重塑了国人的“史前史”认知和民族自信心。而殷墟考古成果,不仅使“商史”书写有更为明晰的时间序列,同时根据殷墟出土物,还可考察商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艺术等“意识诸形态”的发展程度。即使当时的考古工作有许多局限,未来考古工作如何发展亦未可知,但许多学者仍期望将来出现满意的古史撰述。在民国考古学发展脉络中,考察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亦可为当今的古史书写和中国特色古史理论结构的建立提供借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神话、传说的“处置”方式与古史建构

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学术媒介性质的日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撰述逐渐以“传疑时期”对古史加以阐释。以进化史观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使得中国历史编纂者对神话、传说材料重新加以解释,并建构起新的古史叙述体系。前者意在用“故事”的眼光,说明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社会进化次序;后者旨在透过神话、传说考察中国原始社会之“史影”。不同历史编纂者会面对相同的时代主题。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考察神话、传说材料,中国历史编纂者都期望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以助于国人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具体状况。在考古学材料建设中国古史的取径之外,神话、传说材料对中国古史的建构作用仍值得重视。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贡献,佛教才能从一个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进而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当代世界佛教才能具有这样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我们今天才能对佛教历史文化具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加强研究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保存、弘扬和丰富,有利于树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为今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