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既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和发展目标及方向,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和重要突破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宪政建设的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与亟待推进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

“面子”文化、舆论监督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

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以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应遵循限权而非分权的改革思路,在具体途径选择上应注重发挥中国传统"面子"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社会规范功能,同时发挥媒体监督供给相关信息的作用,为"面子"文化社会规范功能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年——两次“蜕皮”引发的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就是相当一部分人有所回避的话题。现在拿某些生物的“蜕皮现象”同其相喻,似乎有点不恭,缺乏严肃性。但是,蜕皮不是坏事,而是从量的普遍积累到部分质变的飞跃过程,是通过新陈代谢走向成熟的阶段性标志。依此而论,20年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的确是一个“蜕皮”过程,至少有过两次。政治体制一般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运行方式。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

一、选择的依据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正在不断遇到来自传统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许多迹象表明,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展开的经济改革有可能陷入僵局,甚至复归故辙。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使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更加突出,如果失去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和推动,经济改革就会呈现旷日持久、难以奏效的局面。一旦出现重大政治变动,改革的成果还可以丧失殆尽。 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发端?可以有多种选择:明确党政分工;精简行政机构;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和分析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政改"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政改"的必要性、"政改"的选项、"政改"的路径"、政改"的挑战"、政改"的前景等五个方面。国内外主流观点充分肯定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积极评价中国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慎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模式。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政改"可能面临旧有体制惯性、认识上的误区、经济增长的困境、维护稳定的难题等一系列阻力和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发展前景可期。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视角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为了确保改革的有效性,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四条基本原则:科学性原则,这是有效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系统性原则,这是有效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重点性原则,这是有效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举措;连续性原则,这是有效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结项成果简介

由聂月岩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7ZDA05)于2017年3月立项,2021年1月顺利批准结项。课题研究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为时代背景,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为历史线索,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和划分。

论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已经明确宣布,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集中讨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在今天提出并逐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指导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直接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科学构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和论证,从总的方面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本文将结合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的初步认识。对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进行一些探讨。

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现实理据、内在逻辑与当代启示——以“摸着石头过河”为考察视角

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思路的经验积淀。基于顶层设计的现实理据,结合“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与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指出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当代启示。既要立足基本国情进行系统谋划,把准关键领域、解决重点问题,总结经验借鉴、不断为民谋利,同时也要将人民至上价值目标作为顶层设计制定政策、方案、规则的重点,不断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依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赋能增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坚持正确方向,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合理调整国家权力结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强化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

新世纪以来国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方向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文章尝试对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中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具体的改革突破口作为进路的观点;二是从整体框架或战略策略层面进行考量的观点;三是从政治模式论或意识形态创新角度进行思考的观点。最后认为应该在全社会中重塑共识,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实践向前发展。

政治现代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一、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范畴,在实际生活中它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现代化意味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一场以技术经济变革为主体的全面的社会变革。人们是按照改造自然的技术和经济需要来调整其社会关系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

一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便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有人提出要超越政治体制改革,超越中国来认识政治体制改革,实为独到见解。这种超越是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背景的关键。第一,超越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来认识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的政治关系总要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革故鼎新,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厘革,或者成为其嬗变的强大动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急剧变革。近年的变化大致有以下数端:1.对建国以来传统管理体制的再思考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干部制度改革

八六年十月四日,当代社会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和现代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同现代人报一起,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政治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与会。先后发雷的有田森、杨献珍、雷洁琼、吴象、梁漱溟、诸葛仁、马沛文、高放、严家其、于浩成、潘培新、赵范等。国际友人柯鲁克也讲了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会议由田森教授主持。这里我们征得丛书编委会的同意,选登吴象、田森、严家其的三篇发雷,以饗读者。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文化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六年的二十年,中国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九七六——一九八六年,是准备改革并着手改革的十年。这两个十年,如果仔细划分起来,还可以分为一些不同的时期。在前十年,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是中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进行艰苦努力的时期,也是顽强抵抗“文化大革命”狂潮的时期。在后十年,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间,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严重存在并开始清除的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才进入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

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青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和《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的、以青年理论工作者为主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讨论会,于1986年5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共八十多人,著名学者李慎之、许崇德、龚祥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王焕宇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探讨了以下问题。

从人治走向法治——2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

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中。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将起始于２０年前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吹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作为中国改...

现行宪法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趋势

现行宪法的产生确认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自现行宪法颁布施行以来,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求宪法相应地进行修改。现行宪法先后经过四次局部修正,其中有三次修正直接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即总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背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宪法的修改必须谨慎,过于频繁的修宪有损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基于宪法的适应性要求,宪法的修改也必须及时。只有如此,才能使现行宪法的文本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相适应。

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与法律文化氛围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内在必然联系是: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为主要任务,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推进"善政"体系建设,强调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相呼应,即确立和发展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权受制于法、权力制衡、慎用权力、敬畏用权的习俗和观念;确立和发展一把手身先垂范带头接受监督,以及对腐败零容忍的舆论导向和观念;确立和发展主权在民,人民群众应积极主动创造和争取幸福和正义、真正当家做主的习俗、观念和信念。

2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

2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逐步转轨到市场经济,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8％,人民生活状况大有改善,这是举世公认、交口称赞的。可是有人认为,中国只是单一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依旧原封不动,踏步不的;即使有所变化,也只有量的变化,并无质的变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偏颇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