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中国政治史的文化审视——再读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从甲午到辛亥,中国内部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一是激烈的革命派,二是温和的君宪派,三是袁世凯的实力派。武昌起义后,第二、三派势力也倾向于推翻清廷,于是清廷颠覆成为必然。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科际整合的体现之一,既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对于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从规范和经验的角度看,无论是基于国家为中心的研究目标还是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旨趣,

关于政治中心与中国政治史的初步思考

中国政治史与政治中心的关系至为密切。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相当稳定而强势的政治中心,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变化,政治中心是一个重要视角,京师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聚焦点。综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今人研究三方面的材料,依照设定条件,堪称国家政治中心的城市有20处,分布在今12个省级政区。我们可以把这20城分布的范围(大略东经105-120度,北纬30-42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重心地带;可以依其作为主要都城的建迁废续、分布流转的轨程,把古代政治史大致分作若干段落。

读周谷城著《中国政治史》札记(上)

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的力作《中国政治史》(1940年1版),正如他自己在《弁言》中所说:“在中国为初创;即在欧美各国,亦不多见。”因此,象这样一本内容精深的著作,我等虽然再三学习,但真正要谈点体会也只会是极其肤浅的。

读周谷城著《中国政治史》札记(下)

周老认为,产生地主的主要原因,是周初的农业进步。他对周初农业进步的原因作了以下分析: 1、周人早是耕稼的部族,各自部族在周天子的名义之下,有一定的土地经营定居生活,于是农业发达。 2、周人在长期战争中,将战败的部族成为奴隶,陆续被编配在农场上耕作,

2008广东:一幕传承30年中国政治史的精彩亮相

当一方面面临无可选择的政治宿命,另一方面又面对诸多体制难题时,广东唯一的选择便是借助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加以解决。现在,广东又一次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一如既往。

“专制”标签:治中国古代政治史宜慎用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谈到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带“专制”标签的词汇特别多。这一近代西学狂飙突进叠加清末亡国灭种背景下“达成”的“共识”影响深远,使得相关研究主动或被动地戴上了“专制”的有色眼镜。虽然古代中国语境中的“专制”并非就政体而言,但其所包含的对国家治权的专断独行却与近代作为政体的“专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以肇始于先秦对“专制”的警惕观之,中国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对“专制”的排斥态度是可以想见的。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中国一直是西方学习的模范。中国政治体制“专制”与否的判断转折发生在西方崛起和清王朝统治日趋没落的关键节点上。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的大肆扩张,使中国成为其掠夺、打压甚至瓜分灭亡的目标。维新派、留日学生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专制”标签形成中扮演了瓦解堡垒的内生动力。重议专制话题的目的,不是简单为中国专制平反,而是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政治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提炼出中国传统政体性质的准确认知。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历史与政治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历史与政治是不分的,历史讲述的是政治的故事,政治上演的是历史的剧目,正如布伦纳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体制的发展和形成,此前并无学科分野之讲究的政治史研究逐渐被人们归入历史学领域,虽然政治史担着'政治'二字。政治史研究的科际归属所以具有历史学的身份。

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

本文是作者依据其多年的治学经验,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及其发展方向所做的思考。在中国近代史学界,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所强调的“变”与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不变”,这两种主旨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由此也影响到各自的视野与学术进展。因此,必须形成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考,才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所推进。与此同时,政治史研究还必须吸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养分,并且参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界新思潮,从而使得历史学家的历史描写更接近事实。

《新中国政治史观》

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1988年版作者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外交官,曾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于1956年至1958年曾任波兰驻北京的文化参赞,1966年至1969任驻华大使,此后。

一部独具特色的政治史研究专著——吴汉全3卷本《中国现代政治史》评介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汉全3卷本《中国现代政治史》展示了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宏大场景。该书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大政治视域中呈现现代中国政治演变的历程;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演变规律作出创造性的解读;三是以独特的诠释理念与范式对待相关的史料;四是将国共关系置于现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关键位置;五是注重现代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格局关系的揭示。吴汉全的这一著作,将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为中国现代政治史建成一门学科打下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中国古代政治史专题

知识梳理 政治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其核心是国家政权结构的关系及运转方式。其目的是实现国家管理、阶级统治以实现和维护阶级利益。

东亚学界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存在两种走势

邓小南撰文《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指出，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来看，存在着两种并存的走势：一方面，学界有着积极的、集体性的反思。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系列性的研究综述，特别是《宋代制度史百年》、“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的出现，集中体现出对于方法论的关注与“问题意识”的警醒。在拓展研究视野的背景下，受到社会现实及社会科学的牵动，出现了学科领域互动、议题多元化、专题化的积极趋势。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面对挑战的历史学界，

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

史学研究的拓展和进步除了仰赖新材料的发现，还有赖于新方法、新视角的探索，以及由此实现的新领域拓展。近年来，不少明史学者试图在明代政治史研究中探索出不同于以事件、人物、制度沿革、政策得失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的新的方法和路径，也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2013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本刊邀请参会的几位学者就“明代政治文化”做了一组笔谈，希望可以一定程度上展现此次会议在方法、视角方面的收获。其中，赵轶峰教授的《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对政治文化的定义，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结合明代政治史研究实际，指出了适合从政治文化视角解析的论题。王剑教授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新增长极》提出，应将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范式、核心概念引入中国政治史研究，从政治学与政治史的交集点即政治文化角度对传统政治史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该文还讨论了政治文化研究方式可能遇到的质疑问题。吴艳红教授的《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认为，人们大多偏重强调政治文化作为状态、传统的传承性特点，较少注意政治文化被人作为主体加以建设的性质。文章以明代朝廷祭礼和公案小说中折射出来的司法官员形象两个情况为案例，阐释了其对政治文化的主动建设性的看法。希望三位学者各自对明代政治文化的理解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做更多的思考。

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纪念同盟会建立100周年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分崩离析,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的结果”。“孙中山领导的党”,主要就是指1905年夏建立的同盟会。同盟会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具有重大的地位和作用:以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和方案在当时无疑是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民主主义政纲;组织机构采取三权分立原则,摒除了会党的宗法观念和习气;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量加盟为骨干,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了纲领、方针和相关政策;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的主要革命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域性和分散性。同盟会进行了革命的宣传鼓动,批判了保皇谬论,坚持了反清武装斗争,促成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当然,同盟会自身的局限性,主要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芜杂涣散,也给革命运动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