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

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是指在研究中从更多地关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宏观层面的内容,转而为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具体实施层面的内容,自20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的百十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出现过三次这样的视角下移,构成了学术研究的矛盾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折射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道路。

新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当今,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大学内部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作为教育理论基础课的中国教育观学科在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教育学系中,课时被普遍减少,内容也被压缩。研究者在反省造成教育专业中国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的同时,不断思索自身课程的问题所在,从而倡导学科课程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反思该学科的结构方式,探寻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拓宽研究范围,将研究重心下移。

实证史学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实证史学促进了史学科学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史学界较为盛行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初,实证史学通过日本传入中国。中国教育史研究也深受影响,在教育史观、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留下了实证史学的烙印。实证史学促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影响着教育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教育史研究问题的反思与应对

中国教育史研究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问题。这种问题是教育史研究内部矛盾的外部反映,不仅体现在研究视野、范畴与对象方面,而且体现在理论依据、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中国教育史的理论建构,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并有意识地予以应对。

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初,在发展师范教育的需求下和"新史学"的带动下,中国教育史研究逐步兴起。20年代至30年代,人们对新式教育的反思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繁荣,促成了教育史学科的成熟。若以客观的学术态度,对近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进行重新审视,则能发现在繁荣的表面下潜藏着危机。这些问题,正是教育史学科建设必须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新史学”与近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1901—1936年)

20世纪上半叶,应时而生的"新史学"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都经历了辉煌的发展阶段。作为专门史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充分吸收了母体学科——历史学科在教育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史料观等方面所提供的丰富养料。"新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进程,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

基于复杂性思维理论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式转型

我国教育史研究范式在其研究目的,研究视野、范畴、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教育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和教育研究的深度融合,应突破简单、线性思维的窠臼,借鉴和吸收复杂性思维理论与方法,引领教育史研究目的的价值转向、重构教育史研究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恰当运用"两重性逻辑",藉此,实现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合理转型。

近二十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考察——以《教育研究》等三种教育学术期刊论文为例

基于近二十年来公开发表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的中国教育史学术论文,对发文数量、指向的时期和主题分布这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一阶段的发文数量呈现出逐步递增、增速回落并保持稳定的趋势;研究指向的时期,以论文数量论,由多到少依次是晚清民国、现当代、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研究主题不仅关注人物思想、教育制度等传统研究领域,更是深入拓展到了对教育史学建设与发展、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史等各类问题的细化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二是微观史的研究不断受到重视;三是教育史学科基础性作用不断受到重视。最后,针对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现状与特点,提出思考与建议。

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知识生产路径

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与学科的发展,中国教育史研究建立了具有典型学科特征的研究体系和知识生产模式,这一学科体系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是研究者自觉的关怀。诠释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理论视野,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些知识生产路径及其脉络,并从实践、范式、知识生产等不同方面反思中国教育史研究。

复杂性思维视阈中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种可能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中国教育史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又因长期以来受传统经典科学简单性思维的影响而存在着简单性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教育史研究认识前提的简单性、教育史研究思维方式的自然科学化以及教育史研究结论的独断性。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求索历史规律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在复杂性思维视阈下,中国教育史研究必须正视自身的复杂性,正视中国教育史中的不确定性,正视人及其复杂性,正视学科的复杂性。

“范式”变革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推进——以《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为视点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典范之作。伴随研究"范式"的变革,近代中国教育变迁进程中的诸多历史画面显得更加客观、生动、真实、具体。这一研究"范式"渐为学界认同、接受,带来了之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导师群影像

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招收学生20名,采取导师个别培养,学制三年。教育史教研室的教授们,邱椿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陈元晖先生等或担任编外导师,或亲自带徒,他们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对中国教育史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学生的培养方式等方面均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宏观视角下新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回溯及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图谱分析

中国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加丰富,主题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本研究以"教育史"为篇名或关键词,以新世纪CSSCI中460篇中国教育史相关研究成果为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研究作者、研究机构、研究主题、研究期刊与书籍四个维度分析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演进历程。中国教育史研究要重视研究的团队建设,开拓成果展示平台;要加强学科建设,兼顾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教育史领域的研究。

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兼评《中国教育史(第3版)》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教育逐渐具有了综合性强的学科特征,高校及教师需要跨学科视野下全面把握教育的历史问题、发展问题和创新问题。因此,在跨学科视野下进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教育历史发展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进而有效推动我国教育的创新改革。

中国建筑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与当前格局分析

关于中国建筑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学界已有“个案研究-总论研究-个案研究”和“总论研究-个案研究”两种概括。在借鉴史学史研究的方法、研读中国建筑教育史研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总论研究-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概括更符合中国建筑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文章进一步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研读,对当前“个案研究+专题研究”格局下主要研究成果的特点进行分析,对当前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新作用进行解读。

陶愚川先生的教育史研究之路

陶愚川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为了实现写一部新的中国教育史的愿望于1950年毅然诀别父兄、放弃优裕的生活环境而由香港回国,先后在泰安转干速成中学、曲阜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五十余年。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孤僻的个性,使其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屡次成为被批斗的典型,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也造成了他从不主动与人交往、交谈的习性,成了一名"怪教授"。他一生坎坷异常,孤身一人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煎熬,身处逆境仍刻苦钻研,奋笔疾书,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诺言。他先后写出了十部共四百余万字的教育史书稿,但只有《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三卷本)得以出版面世,以其内容丰富、体例新颖、见解精辟、方法创新而深受教育史学界的称赞。

《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综述

语文教师专业化建设需要加深对本学科专业知识的研究。本文将《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和《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比较分析,突出《简编》的研究成果并分析成果成因。从"语言的个性化"、"科学的历史分期"、"实践性较强"三大特点进行评析。并着重分析其"强调构建本学科自身特点"的立足点。提示当今语文教育应以史为鉴,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丰富教师专业化建设的理论。

论舒新城的教育史学思想

舒新城的教育史学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与传播三个阶段。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舒新城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认识论、价值观、史料观和方法论,其思想整体呈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统一、问题意识与现实指向相统一的特点;也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即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基础,推动了中国教育史料学学科的建立,反哺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舒新城的教育史学思想对当下我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借鉴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关注教育历史演进中的问题,重视当代中国教育史研究,培养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陶行知普及教育思想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喻本伐教授

《生活教育》记者:喻教授您好,作为从事陶行知研究近40年的资深专家,能否先跟我们分享简述一下您在陶行知研究领域的相关经历和成果?喻本伐:初次接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那是在1979年。当时,教育系开设有中国教育史课程,由董宝良先生讲授。学习后,对陶行知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并萌生了深入探究的愿望。次年毕业后,我留校在新设立的"教科所"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因同事夏德清此前已开始研究陶行知,并被借调到中央教科所协助董纯才编纂《陶行知年谱》,故我所便将陶行知列为研究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