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文化》之二 群《易》爻卦合论——兼论《易》与中国数学

本文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易》的爻画卦图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探讨群《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及《易》与中国数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彩的经卦 各式各样的数符 《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日《連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運(辉)十,别九十。”

周易:万物变化的编码及其象数模型

中医药学把文化和科学相接起来，既令人神往。又让人困惑。而在解读文化基因中翻译科学，也许会使我们发现许多我们不曾想到的东西。

正确认识《周易》的文化价值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向来列为“五经”之首。三千多年来,它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在东方各国有其广泛影响,在西方世界也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无论国内国外,都掀起学习《周易》的热潮。一部古代文化典籍有如此持久的魅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但是,社会上对《周易》的价值,认识很不一致,有加以澄清之必要。《周易》是古代经邦济世的宝贵经典著作汉代以来,《易经》就被列入“五经”,它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商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与中国文化元编码刍议

神秘数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之一,相关成果突出了由《周易》奠定的数字"二"和"三"做为中国文化元编码数的重要性。但《周易》确定的两个元编码数从何而来?在"二"和"三"两个元编码数中有没有一个更为重要?《周易》确定的两个元编码数分别从夏商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中来。夏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是"三",商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是"二",夏人和商人分别是按照这两个元编码数字组织以自己创世神话为核心的文化世界。这也是《周易》文化元编码数的直接来源。在《周易》及以后的二千余年,中国文化相对崇"三"而贬"二",其原因之一乃在于周人文化因地域原因受夏文化影响更多;原因之二在于它们分别是男性和女性的标志数,男权社会崇男卑女观念使然。但中国文化对"三"和"二"各自的崇贬从来也不趋于极端,而更追求阴阳和合、交泰互补的状态。

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

中国的术数文化之渊源也深且远矣。史言汉之京房、唐之李淳风、宋之邵康节、明之刘伯温,皆知阴阳、察乎天变,世称奇士。对于耽于幻想的艺术家来说,术数文化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河图洛书,易之八爻,象数之变,深不可测。时至今日,在格非、苏童、余华等新起作家的小说中仍然不时呈现各种术数文化的形相。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文学作品之为文化传统的有机成份之例证吧。同时这三位年轻作家都有较深的西方现代文学的造诣。

俊生日月与商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商人创世神话研究之五

以"俊生日月"为核心关目的商人创世神话中,隐含着商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即文化元编码。商人是以"二"为文化元编码的,"二"及其倍数是商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这个宇宙圣数还全面地影响到商人的自然世界、文化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切分组构。它和夏人创世神话的宇宙圣数"三"一起成为《周易》的计数密码,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后世文化构造与社会生活。

《周易参同契》的丹道易学

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运用西汉及东汉早期的象数易学 ,通过观象、立卦、“拟诸其形容” ,使无形的不易感触的微观的运动 ,摆脱感观的局限而诉诸于形容 ,将丹道与易道结合 ,以推阐还丹之理 ,使丹术得以升华 ,同时又引导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正是《参同契》的丹术对《周易》原理的精妙运用 ,使它通过神仙方术和炼丹术的形式 ,接续了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传统理念 ,承转了中国文化的慧命 ,故而使《周易参同契》在中国道教史。

周易象数和中国术数学——中国哲学的文化背景剖析

关于周易象数的研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易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周易象数和古代流行的各类术数有没有真实的科学内容?它们在中国哲学史上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对它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学术价值和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搞清。

中国晚装设计“多元一体”的文化编码

“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是中国晚装设计走向现代化应具有的文化自觉，对于中国晚装设计中的文化视野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无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已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相对于经济全球化来说，文化全球化对世界多样性影响更大。

从《周易》到《黄帝内经》的阴阳滁流变

《周易》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所呈现的自然哲学、人文哲学等思想．所开创的象数思维模式与内涵等．亦无不延伸至《黄帝内经》之中。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主题是“文化文本多级编码论”，倡导用一种打通的视野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化文本的多元编码。叶舒宪《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序〈中国灯谜年鉴〉》将谜语（灯谜）视为图像之谜和文字之谜以后出现的三级编码，谜语创作和解谜此种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自觉意识，对于重新解释文字记述小传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柳倩月《古代中国的文化编码自觉——以〈周易〉为例》指出《周易》“卦爻象”作为文化编码和解码的关键，主要遵循“立象尽意”的思维原理，它确立并强化了中国文化的“象”思维特征。赵周宽《N级编码理论与挖不透的表象之墙》指出突破表象主义深度模式对文化表述语法的尝试是N级编码理论创新性的方法论。

河图洛书试析

河图洛书试析王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学术界争论了多少年，至今仍未能取得共识。随着易学热的兴起，河图洛书又成为当前热门话题之一。有些学者认为河图洛书起源最早，古代典籍可资佐证，《周易·系辞传》就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学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张涛．王荣优在《理论学刊》2008年第9期撰文指出，《周易》及易学的启示和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东汉后期，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特别是党锢之祸以后，经学开始逐渐与政治分离，易学也不再紧随政治的需要而亦步亦趋，不再简单地追求经世致用，其直接表现就是古文费氏易学的兴盛以及与今文之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流。这些思想更多地摆脱了象数易学的束缚，在义理解《易》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促使易学最终向玄学转型，成为东汉后期易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挽救东汉政权，王符、仲长统、苟悦等人借助易学阐发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