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国文化结构模式及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思考

司马迁(前145?—前87?)是西汉初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继承父志,呕尽毕生心血编撰成的《史记》,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华夏文化瑰宝。两千年来,他一直被推崇为“有良史之才”的“命世之宏才。”柳诒徵先生说:“史学大家司马迁生于武帝之世,萃《尚书》、《春秋》、《国语》、《世本》诸书之体。

唯物史观视阈下中国文化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及演进趋势

唯物史观对分析文化结构问题的独特优势,在于提供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与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价值立场。在现阶段中国多元文化构成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精英与大众是三种最基本的文化构成要素。现阶段中国文化结构的主要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主旋律文化的主导性、内外双向开放性、快速变化与深刻转型性。新时代中国文化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蕴含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艺术作品的市场份额继续上升;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化产品供给大幅增加;新媒体文化继续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化发展加快提速换挡。

从维新派的文化思想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结构的畸变

鸦片战争及其随后西方列强对华的一系列侵略和渗透,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各层面的变化,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步入了近代史的大门。采用一种视野更为开阔的标准来评估这一过程,既具有立足民族富强的直接现实意义,又具有理解大跨度文化组合过程中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意义。本文拟从维新运动所表现的哲学思想这一角度,依其作为文化结构的最高意识形态的反映,来对近代中国文化结构这一侧面的变化做初步的讨论。

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起步,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文化"一词的近代含义,近代文化的结构、发展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文明"一词,在《尚书·舜典》中就已出现,所谓"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

生命图腾的变奏——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看长篇小说《放下武器》

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和文人性格是在儒、道、释三家学说的相互碰撞、交融和渗透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以儒学为主结构,道、释两家思想为补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精心培育、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本文拟将许春樵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广背景上进行解读和阐释,以剖掘小说主人公灵魂变奏的秘密,并借此评价主人公心灵赖以栖息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历史意义和当代缺失。应当指出的是,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生命哲学的“现代”与“传统”之落差并不能作为对小说文本作出优、劣价值判断的对照指标。

作家性格与作家创作关系新探——从该问题所涉的相关中国文化语境出发

作家性格单线、直线决定创作表征的认识,与"性格决定命运"之庸俗的中国"大众日常意识"共谋。中国社会语境往往铸就了国人机械、被动顺应社会的性格。粗俗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国文化结构特有的"身体化"特性,进一步强化了我们从生理、遗传之浅见来理解性格。事实上,中国人性格极具"面具化"特征。它们是生活环境超常挤压的创伤之果。根本还在于,作家可以虚拟创作性格,其思想、价值观念往往影响了艺术取向。另外,现代人格学说较之传统性格论有更合理的知识谱系。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

研究中国文化格局,可以深刻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构、走向;研究秦汉时期中国文化格局之形成,能够从宏观上把握秦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历史作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结构与格局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这是误解。试看《庄子·天下篇》、《苟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等文献只对中国早期文化从观念形态进行概括、评述,但未形成稳定的格局。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格局是在唐代形成的,因为在唐代真正形成了儒、道、佛三家文化的鼎足之势。这只有一部分道理,因为佛教文化传入之前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构与格局,而佛教在中国扎根以后,对中国文化结构与格局有所冲击,有所改变。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比较稳定的结构与格局是经过秦汉时期三次大的文化冲突之后形成的。这三次大的文化冲突是:第一次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打击儒家文化,重用法家文化。历史证明。

穿透良知系统——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二十多年前，炽热的中华大地上掀起一场“新启蒙”的狂潮，充满血丝的眼睛纷纷转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文化基因

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中直接产生的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与价值观念,是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以大河流域水利灌溉系统为纽带,以世代定居的农耕社会为细胞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为捍卫自己的家园的浴血斗争,产生了中国以"家国一统的爱国情怀"为轴心,以"坚守原则与维新图变的向上意志"为精神动力、以"实事求是的实践理性"以及"中和有度处事法则"为基本态度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结构,其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灵魂中,融入到引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成为这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魂。

钱穆的文化学理论

钱穆的文化学理论郭齐勇，汪学群（武汉大学哲学系），（首都师大理论部）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关于中西文化的异同之辨，钱穆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上升到文化学理论的高度。要理解钱穆的中西文化观，必先理解他的文化学理论体...

《易传》的名和义在科技、文化与经济中的应用

依据《易传》中的"三易"原则,论述科技、文化与经济中的三个问题:材料学方法论的尝试,我国文化结构初探,"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现象。提出和平发展的当代可遵循的三条处事原则:生态,适中,计算———算计。

试论汉魏两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

从印度佛教的最初传入到晋宋之交,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四百多年中,印度佛教逐渐渗入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察一下汉魏两晋时期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接受过程,于我们今天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据史载,中国最早接触印度佛教,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生命的悲剧和文化的挽歌——从熊正良的《红河》论及当代文化小说

历史感与失落感当中国文学随着民族觉醒的步伐逐渐复苏时,中国文学缓慢而沉重的走向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伤痕文学和问题文学的潮头退去时,中国文学中的以剖析中国文化结构为基调的文化小说呼啸鼓涌而来。在整个民族面对强烈的历史反差与外部反差而痛苦反思时。文化小说是中国文学界勇敢的呐喊。熊正良的《红河》(载《收获》89年二期)作为文化小说,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作品整体意识的历史感。《红河》是勾划生命演进悲剧的小说。

基于中国管理环境的当代企业运行模式

依据宏微观管理环境理论,把广义的中国社会环境收敛至中国管理环境,并从"网络环境信息过度"的结构性影响和"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性影响视角,解构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网络信息文化与中国个性文化的耦合现象及其结构形态,其耦合机理为网络环境信息过度(信息难识性)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文化模糊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暧昧结构形态和运行方式。所谓暧昧原理是指组织及其组织中的人,其真实用意和所作所为与表现形式、言说宣传和所传播的信息,明知道是不一致的、二元的、甚至是相悖的,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说成一致、表现为一致的运行规则。当代中国企业运行于"知"与"行"实际背离又暧昧统一的结构形态,亦即实践与理论、任务与人本、绩效与文化、企业家与成员、企业与顾客的知行二元运行模式,并导致市场交换与市场竞争行为及社会公共与生活行为的暧昧规则盛行。

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文化结构与功能分析

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文化的结构主要包括政党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心理、政党作风和政党形象等。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具有培养和造就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政党及其成员行为的规范性等功能;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具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功能。

寻根索源,鉴往知来——冯天瑜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的学理价值

2013年年底,冯天瑜先生推出80万言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新著将中国文化生成的基因奥秘一一解码,佳惠学林。在文化生成史基础理论的建构方面,新著明确了文化史学科定位,进一步完善了文化生态理论,将文化生态三层次说(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修订为文化生态四因素说(即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在中国文化生成史重要问题的探析方面,新著对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征、科举制度的评价以及"李约瑟悖论"问题,均有所辨正,有所发明。秉承中国史学"述往事,思来者"的优良传统,新著前瞻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是对中国文化原创动力的复归与超越。新著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应该缓议。当下中国尤须关注的是,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新著相信,中华民族将与人类文明更加深入地全面对话,"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红楼梦》主旨新探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原出自甲戌本《胭脂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警幻仙姑之口。《红楼梦》的主旨乃"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者旨在借石头"历经离合悲欢"的情感历程,展示"炎凉世态",表达自己"无才补天"(即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这就是"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则是作家对自己所悟之道的直接阐释。"守理衷情",以理范情,以情维理;理在情中,情在理中,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守理衷情"是对经历了宋明两代重理与重情两种极端的冲击之后的孔子儒学所做的智慧的调和。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 女神 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略论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略论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朱伯■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方面有博大精深、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后人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也应像冯友兰先生一样，有新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观点，作者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